梁錦松：中美博弈帶來機遇憂香港局勢令人才卻步|本社編輯部

本社近日舉辦五周年論壇暨慶典，邀請多位政商界及學術界權威人士聚首一堂，探討中美博弈下的香港新出路。第三節主題為「中美博弈」，邀得南豐集團董事長及行政總裁梁錦松先生、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鄧希煒博士任嘉賓演講，並由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博士擔任主持。討論撮要如下：

徐：徐家健博士

梁：梁錦松先生

鄧：鄧希煒博士

徐：討論中美博弈，我想提出兩個重要現象。首先是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可能在11月達成，另一情況是眾議院剛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先問梁錦松先生，很多人說內地的發展是「國進民退」，但最近在內地做生意的朋友告訴我，自大半年前起，內地推出了扶持中小企的政策，朋友說內地正「放水」，銀行主動貸款給近兩年賬目有盈利的中小企，貸款額高達六百萬。另一方面，許多媒體關心香港是否出現撤資，包括外資及中上產階級撤走。因此我想了解中美博弈對商界的投資意欲有何影響？。「松哥」熟悉商界，請分享外資及香港商界的意向。另外，內地已推出政策扶持中小企，你對香港特區政府有何期望？

梁：如果只談經濟，大家可以看到內地經濟發展正減慢，即使沒有中美爭拗，中國經濟發展至這個規模，加上負債率較重，放緩是很自然的，但中美貿易戰發生，特別是以徵收關稅為手段，令不少企業，尤其是製造業，要考慮轉移到其他地區逃避關稅，令越南成為最受惠地方。這肯定對中國有一定影響，因此國家提出扶持中小企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放水」不僅在中國，全球政府都在做，歐洲有八個國家的國債已是負利率，說明歐洲及美國都在減慢。美聯儲局雖然說不是量化寬鬆，卻在買債，全世界都在印鈔票。全球經濟放慢加上中美爭拗，保護主義興起必然降低整體需求，令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雪上加霜。

香港安全城市形象受損

回應香港是否出現撤資的問題？暫時未見大規模撤資，但我相信很多人對香港未來發展有一個大問號。許多人說香港是兩個中心，以往是指金融中心及航運中心，但我認為現在應是金融中心及人才中心。以現代的創新經濟，一個地方如能培養及吸引人才，必然會有良好的經濟發展。但香港現時的情況，因反修例而引發的示威及惡劣的暴力事件，令人才中心一個重要元素，即安全城市的形象被打破。

由於政府應對未見成效，反對聲音及暴力事件可能會延續，我希望最壞的情況已過去，隨着許多市民認為這些暴力事件不能再繼續下去，希望情況會好轉，但由於民心難以轉向，這些暴力事件相信仍會間中出現，這會令香港作為安全城市的形象受損。以往香港是外國及內地人才嚮往的地方，但現在他們不少人已考慮是否要搬出香港。內地人壓力尤大，因為數宗事件中，說普通話的人也被打，他們一些人已考慮返回內地或到其他地方發展。新的內地精英會否來香港，成為一個大疑問。

如果香港不能繼續成為精英人才聚集的地方，就會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以至影響各行各業，這是我最擔憂的。因此雖不見大規模撤資，但能否吸引資金及人才來港成為大問號。我希望香港政府除了要止暴制亂，政治問題需要以政治解決，正如三國時司馬懿所說：「得民心者得天下」，政府應採取措施，將人心挽回。

徐：資金及人才流動，與中美貿易形勢有很大關係。下一位講者鄧希煒教授是我相識十多年的朋友，我們畢業後曾一同做研究，大家都是在美國生活多年。剛才一位講者談到美國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我與希煒都是長期生活在美國的華人，亦有所感受。我知道希煒專門研究全球供應鏈，我們很早前曾討論外地的供應鏈是否很容易轉移到內地。此外，我曾研究一些戰略性貨品的流動，在兩國關係轉差時會受到限制。上世紀的戰略性產品是石油，在現今世代，人才、敏感科技及數據等是否更具戰略性？

鄧希煒：博弈令美國華人學者受壓

鄧：首先想談談我自己。我在美國工作了11年，加上讀書，總計生活了21年。我在97年離開香港到美國讀大學，一直想返港工作，直至今年院長說服我回來，今年7月1日到港。可能我做了多年學術研究的關係，我盡量不看近期發生的事，已有半年沒關注中美貿易的新聞。去年底我由美國返港度假時，曾接受媒體訪問。我當時的分析，與現在說的是一模一樣，因為情況在過去半年沒有轉變。中國政府現在說買農產品，其實一年前已說會買，現在是原地踏步了半年。我一直認為中美貿易戰會拖下去，不會有任何的明顯改變，但特朗普現時要爭取連任，我的新看法是他定會簽一些小型貿易協議（mini trade deal），但他提出的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中國一定不會接受，美國亦難以推使中國接受。

今天的題目是中美博弈，我本身決定回港亦是中美博弈的結果，剛才梁頴宇小姐說的（美國華人處境），我身同感受的是現時在美國的學者，特別是高科技研究學者，現在都在承受一定的壓力。在6月份我的母校MIT（麻省理工學院）校長發出一封公開信，廣傳全世界，內容是他身為校長，下面有這麼多優秀的中國教授、學者、科學家，現在面臨政治壓力。剛才說了NIH（National Instiutes of Health，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等機構都要求全球頂級大學的校長及領導，去審查下面的中國教授及職員，這是我決定回到香港的原因之一。

第一個原因是我土生土長，18歲離開香港，我認為現在是時候回報社會，第二個原因是香港有很多機遇，我半年前曾說，中美貿易戰會給予香港更多發展機會。正如梁小姐說，很多原本計劃在美國找贊助及成立的公司，可能決定轉到香港，因為香港相對大陸較開放，亦沒有美國面對的政治壓力，但近期香港的局勢卻可能令他們重新考慮，甚至會卻步。我7月2日首天到港大上班，在電梯內聽到兩位說普通話的大陸學生交談，說父母不想他們到美國讀書，因當地出現排華等可怕情況，故此決定來港。我再沒見到該兩位學生，不知道數個月後，他們會否覺得香港的情況很可怕，父母叫他們回內地讀書。因此，我希望香港近月的事件可以盡快平息，因為香港的地位真的很重要，對中國及美國同樣重要，香港的局勢對新加坡及全球很多地方都有影響。

徐：很同意希煒的看法。想補充一點，香港傳媒在報道美國新聞及美國人的看法時，有些時候可能不太準確。希煒在美國工作多年，在Johns Hopkins大學教書，熟悉美國的政策研究，而梁先生早期亦曾在花旗銀行工作，希望多些擁有美國經驗的人能回到香港。我絕對同意希煒的看法，香港在中美貿易戰有很大的機遇，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例如做中間人，發展高科研及教育等。但不幸過去數月發生這場風波，希望大家可考慮如何重新出發。

香港應促進中美人民交往

梁：中美貿易戰開始時，我已說這是一場持久戰，因涉及文化及制度的衝突，正因為美國已不能再支撐其全球的霸權或影響力，正向內收縮，放棄多邊主義，轉為新的單邊或複式雙邊主義。在此情況下，我們最不願看到「一球兩制」，即一個地球兩種制度，雙方築起很大的圍牆，形成所謂新冷戰，此發展會令全世界也很危險。現時全球貧富懸殊非常嚴重，在美國，有數據顯示0.1%最有錢的人，掌控了20至25%的全國財富。這情況歷史上只曾在1928年大蕭條，以及1915年一戰時發生。貧富懸殊會導致民粹主義及民族主義興起，在此大背景下，自然會令到政府將本身的政治問題外延，造成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從某個角度來看，中國現時經濟減慢，有些時候亦需要將矛盾外轉向，因此不少經濟學家及政治評論家認為，全球現時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

正正因為這個局勢下，我覺得香港正好是一個中西文化及政治交匯的地方，香港人應該扮演的角色，不是在街頭抗爭，而是透過我們的努力，加強中美雙方人民的交往，剛才有講者提到美國抗拒中國投資高科技，也不想中國的人才參與研究。作為商界及學術界一份子，我們更要努力克服困難，加強中美兩國人民交往，讓他們明白彼此不是那麼「邪惡」。事實上，兩個大國應該合力處理地球上一些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包括政治問題、氣候暖化問題，以至經濟及貧富懸殊問題。如果人民之間不交往，互相敵視的話，問題就很嚴重。若然現時爆發大戰，有可能是世界末日。因此即使更困難，亦要更努力促使兩國人民交往，進行投資、合作及做學術研究。

大選後中美關係更不確定

徐：最後一個問題，我認為特朗普正爭取連任，在未來一年，中美貿易戰不會出現大問題，反而擔心在選舉後，如特朗特勝出，他的政策不用再考慮爭取連任的因素，若他落敗，由民主黨上台執政，他們將有不同做法，中國將面對他們不熟悉的談判方式。兩位對此有何看法？在大選過後，中美博弈會否出現新方向？

鄧：我對中美關係的前景是較為看淡的，正如坊間所說，特朗普是對中國最好的美國總統人選，因他排華或反中的策略是可以看透的，他身邊一些想與中國開戰的鷹派幕僚，不少已被他辭退，因此他的團隊其實不算是太排華，若他連任多四年，對中國是有利的。相反，若希拉里當年不是僅僅落敗，她對中國的制裁及排斥會更有效。在民主黨的候選人中，我認為他們是不會對中國友好的，而他們是更有實力，以及更周詳的政治考慮。

梁：完全同意，特朗普雖然經常使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招數，但他是一位商人，較少考慮意識型態問題，如民主黨上台，在意識型態上會更敵視中國。但我想談談中國應如何應對，現時中國被視為高舉全球化2.0的旗幟，在美國收縮向內之際，我們向外發展，但因制度及文化差異，別人對我們有懷疑。我們是否應該以西方語言來解釋戰略意圖，清楚表明第一我們是和平的，不會輸出革命，並重申堅持改革開放，以減少別人對中國的敵視及懷疑。我們必須說明中國的崛起對大家有利，這需要作出適當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