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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23條立法的完成，香港需想好一旦失落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應急方案，須知道現在外部環境嚴峻，沒有經過上述3個「R」的想法和部署，在「後23條」的環境中，只會是鏡花水月，都是經不起考驗的。

相比香港，新加坡沒有被美國制裁，跟中國關係友好，左右逢源，令區內競爭優勢正向新加坡一方傾斜。而由於香港面對的困局不容易扭轉，長遠來看我們的處境十分不妙。

記得馬雲曾經對傳媒豪言：「這是互聯網的時代，不再屬於李嘉誠了。」李嘉誠雖沒直接回應，但說過他若見到成功的中國企業家，內心只會為他們鼓掌打氣。

我相信，今天的阿拉伯人正在書寫新的《一千零一夜》，像C女士這樣的中國內地企業家就是當中一個故事的主角，也會有港人（或許已經有）成為另一個故事的主角。

邱達根直言，政府難以立例完全規管加密貨幣，可以做的是以功能性的方式定義受規管的虛擬資產，或向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設發牌制度作一保障。

病毒毒性愈來愈低，加上疫苗和特效藥的研發，變種病毒會導致的人命損失亦會隨時間而減少，換言之「病毒清零」政策的「效益」亦會隨之減少。

嵌入式發展的優點在於兩城相互合作同時，彼此繼續保持體系獨立，避免同城化，也可將之理解為雙軌並行模式。

扶助上海超越香港，在2035年使它成為第三國際金融中心。——這是北京前財經高官的「預期」。

「八一○大搜查」引起全球關注。令人意想不到的，年輕一代的周庭，在日本引起的轟動效應最強。許多日人認為，她是以和平理性方式維護自由、爭取民主，對她關心、同情。

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霍士財經新聞（Fox Business）訪問時說：「香港改由中國管治，而非由原本成千上萬名精英管理，香港將永遠不會成功。」

《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後，美國考慮作出制裁，但美國官員及專家都發現，針對香港金融系統作出任何大型的制裁，都有損害美國、西方國家、香港公司與消費者之虞。

筆者對由梁定邦為首的監警會所撰寫的報告根本沒有期望，所以對整份報告亦沒有失望。

香港在十天內連失兩個光環：3月17日我們失去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3月27日我們失去「紐倫港」全球金融中心三甲的位置。

《金融時報》一篇長文問得好，香港及澳門之分別，可能就是示威活動存在之差別，為什麼香港不斷有示威、有不滿政府聲音，相反澳門卻相對太平及寧靜？

今天的年輕港人有能力及意志去再闖一次嗎？有一小部分人或許可以，但大多數不容樂觀。創業或參與高新科技需要精神的全面投入，不但廢青玩不起，能力不足的也競爭不過別人。

梁錦松、鄧希煒指出，中美博弈本可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 ，促使不少生活在美國及內地的人才轉到香港發展，但近期香港的局勢卻可能令他們卻步。

如果香港不能保持其獨特性，便只會變為一個典型內地城市，對投資者和國際企業來說，香港已失去其珍貴的價值了。

陳德霖將卸任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臨別在即，與傳媒會面。他對第一次退休充滿好奇，充滿期盼。他期望目前的社會不穩的情況可以盡快平息，並重申法治是金融中心的根基。

我發現政府似乎有意分心去處理一些結構性的民生問題，希望這些問題處理好之後，就可以減少暴亂的原動力。政府想着手處理的問題，一個是貧富懸殊問題，一個是年輕人的置業問題。

香港現時的政治問題已進入要推翻政府的階段，只會帶來更大的動亂，即使鎮壓也會使經濟產生出眾多短、中期的後遺症。香港一段時期的衰落已是必然的了。

麥萃才指出，金融中心指數的排名第二的英國已因為脫歐，甚至是硬脫歐，地位受到挑戰。「如果金融中心指數的排名第三的香港因為社會事件而使到金融中心地位下跌，究竟誰會得益，相信讀者心中有數」。

我們面對的每一天，就好像跌入了一個無底的黑洞，恐懼、無助、傷心、絕望！

政府害怕失去警隊，失去作為穩定社會的最後堡壘，而警隊亦認定委員會是針對警察，凡調查委員會必反，事到如今，怪的是政治問題由差人解決。

發展大灣區，正確態度是其他灣區城市和澳門應該仿效香港，優化自身制度，這才可以防止拖累大灣區發展。

普華永道稅務及中國商務諮詢總監李志雲說，香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金融中心，與深圳合併計的創新指數亦高，「為何會有大灣區的概念？其實就是整合11個城市的優勢，然後互補，好像踢足球11個人，一齊出去打。」

史美倫相信環球社會正在轉變，香港必然要走在趨勢之前，不能待勢頭已成才加入。

梁錦松指，未來順應中國崛起和創新科技的大潮流發展，應該研究如何協助內地企業資金全球化和人民幣國際化。

我們太依賴第三產業，知道發展這些產業都是好事，但是香港能否再工業化？這需要很大的決心、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