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貧富懸殊

地震重災區的人口老化率株洲市51%，輪島是45%，可謂滿街都是老人。「退而不休」是福氣，還是無奈？年輕人躺平，對金錢，地位和婚姻都不感興趣，老年人當權，是幸事？

美國較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配合AI發展導致的就業和收入調整，再加上較進取的財政政策，似乎反而能達到社會高低層工人收入急速收窄的效果，亦即逐漸實現「共同富裕」的崇高目標。

伯明翰為什麼破產？主要的原因是不必要的社會主義公共福利開支太大。譬如，伯明翰一向歡迎難民，難民抵達英國，伯明翰市政府收留很多，要向一些酒店旅館包租房間，讓難民棲身。

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在職場需要配備這種新經濟技能，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觸到數字技術，數字經濟可能會加劇不平等。因此在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中，政府要推動數字包容。

在目前制度下，美國人既無能力亦無注意力去處理自己的問題，只用打擊中國和社會主義來引開國民視線。最資本主義地方，不做也罷！

法國巴黎和馬賽的非洲移民後代，即使福利充裕，卻精神空虛，在社會夾縫中漂流。正如馬克思預測：城市的工人階級一定發動革命，將怒火宣洩向壟斷生產技術和資料的資本階級。

筆者對領取最低時薪者極表同情，不反對調整最低時薪。但政府應有更好措施，不致間接導致香港加價潮。

日本傳媒將自己標籤為「寒酸日本」，30年前的「1億中流」已變成今日的「1億下流」。

從私樓業主的角度，無論是20年前的西九「四小龍」，還是今日的啟德私樓業主，他們為了自身利益反對政府在附近興建公屋實在無可厚非。

美國的華人圈子中出現兩宗恐怖的大規模槍殺案。槍殺案固然是美國社會揮之不去的痼疾，香港可從中得到什麼啟示？能否避免跌入相同的死亡陷阱？

移居，是現代人的權利；喜歡往世界跑，是人的本性，但是，旅遊和居留是兩碼子事，務必小心：不可以用「移民的自由」，換來「生命的不自由」！

最新民調顯示，71%受訪英國人認為卓慧思不能得到他們的信任。卓慧思的致命傷，在於她的減稅計劃。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發布第一份《施政報告》，重振香港經濟，特首有何良策？

戈爾巴喬夫對自己祖國延綿千年的獨特文化，未能充分了解和欠了歸屬感，又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組織原則和市場規律認知不足，是足以令世人引以為鑑的！

改革開放的最重要改變，是容許小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了成果的差異，就能誘發出更多努力上的差異。這是導致改革開放後生產力大增的主要原因。

李家超的政綱有遠見而且準確地應對了2019年動盪的社會經濟根源。他任命的司長、副司長和政治助理將如何與現有公務員合作，實現四大政綱，這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是必要的和可取的，但成效仍有待觀察。

法國左翼經濟學者皮卡迪的《21世紀資本論》獲左翼朋友和政客捧為「聖經」，以此提出向富人徵收財產稅，實行以「二次分配」來解決愈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背後有什麼理論？能否站得住腳？

兩大事件無疑正在改變我們生活的世界，那就是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正在上海發生的「封城」在一些人看來，是壓垮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俄烏戰爭則在改變世界格局，「一球兩制」更加明顯。

疫情下，每個人都在不斷的學習、調適，面對不斷改變的世界，只能不斷地學習、調動自我適應的能力。適者生存，才不會被洶湧的世途湮沒。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國兩制下，要如何持續改善，才能貢獻國家邁向「中國夢」和共同富裕的目標？這是香港財政司必須多思考的課題。

本地疫情反覆，限聚令時鬆時緊，經營者「今日唔知明日事」，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前景不明是營商大忌，現在疫情失控、確診個案急升，香港其實已陷入一場疫症危機，但政府似乎束手無策。

我並不完全反對累進稅制，引入能者多付的概念，的確有利於社會匯聚財富，去支援一些社會上的不幸者。然而，如果因而嚇走了能者，社會上有能力多付的人就會愈來愈少。

今天昔日叢林文化、弱肉強食表面上已成過去，平等自由文明法治民主變成普世價值。然而弱肉強食以強凌弱的情況依然存在，只是以較隱晦的形式進行。 

港人期望問責官員和政黨既要互相支持，也要互相制衡，不可以為了達成政治默契而建立起人身依附關係。這現象積重難返，最突出就表現在土地、權力和資本互相掩護的三角關係，長期如此，成為深層次矛盾，糾纏不清難解。

財多好辦事，香港這幾年相當困難但仍可捱得過去，皆因財政充裕。過去積累下來的儲備，在困難時不用，還待何時？再派「無條件基本收入」，財政司長還要考慮什麼？

今年是兒童發展配對基金連續第12年舉辦「聖誕頌歌節」，60多隊由官、商、民各界組成的頌歌隊在12月11至25日期間，在香港不同地點頌歌，為市民送上祝福，希望喚起大眾對香港基層下代的關注。

全球化迅速連結世界，其實是各國開放和自信、平等與尊重的產物。我們如何開放國界，敞開心扉，學習新的東西，尊重不同的文明，平等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他者，在這樣一個衝突的時代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這個失序和失衡的時代，如果我們聚焦於平衡，其實不需要刻意再去追求什麼樣的模式，而應該關注這個模式本身是不是真的能夠給我們每一個人帶來自由，能不能讓每一個人參與到我們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之中。

日前政府公布貧窮着重的是宣揚政府扶貧的力度，所以市民只知道政府幫助了110萬市民脫貧，但他們為什麼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政府的脫貧措施又能否令他們以後不再生活在貧窮線之下？這些都不能從《報告》中找到答案。

中國共產黨提出共同富裕，這當然合乎憲法和配合國情；在西方社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情況下，這也是促進人類福祉的崇高目標和偉大實驗。

經濟大師佛利民曾指出，就算政客官員人人大公無私，也不會改變社會。民選的政府要花言巧語才能維持政權，政客官僚的才幹高低取決於其能言善道的能力，但這種能力不但不會點石成金，還可能點石成糞。

中大前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在中大大灣區論壇上回顧中大（深圳）的成立過程，認為中大可以為大灣區增加學位供應，達到研究同質化，促進大灣區繼續發展和經濟一體化。

今天，我嘗試先從國際層面去分析一下，為何一度沒落的社會主義事業，可以重現生命力。

香港三大支柱行業僱員流失的比率，並未由香港作為先進經濟體所應致力發展的高科技知識密集行業補上，反而像眾多西方國家一樣，落入收入較低的服務業之中，尤其是零售和個人服務。

阿富汗危機對於這個階層，最關心的，就是兩年後國會中期選舉如何先保住權力。這就是今日美式民主的致命問題。

在共同富裕問題上，政府瀆職失責，21%的人口仍在貧窮線下，是香港的恥辱。在即將推出的《施政報告》中，會有幾個段落回應這個舉國目標？

1950年代以來的「共產風」歷史告訴世人：官方低價「贖買」民間資產，用其他經濟犯罪、刑事罪行以至政治理由扣大帽子，事例屢見不鮮。

貧富懸殊加上樓價高飛，這些都很可能是躺平主義在內地興起的原因。放眼世界，這些背景因素並不是內地獨有，亦有研究發現歐美等地的躺平主義早有興起的跡象，而這躺平主義更似有男女之別。

前任政府以地產商是最大的納稅人，因此也接受了商業由商人運作的錯誤概念，因為商人要謀取最大利益是天公地義之事，結果一定是大資本家有先天優勢，打勝小資本家，小資本家又勝於一般創業人士。

如今，幾乎所有的人都認識到美國社會貧富懸殊是美國走向民粹的根源，也是特朗普四年前得以上台的主要原因。不僅拜登政府束手無策，而且在盛產經濟學家的美國也沒有任何人提出一套良方，問題根源到底在哪裏？

如果美國大選再爆冷，在特朗普任內要重新團結當然希望不大，但即使拜登大熱勝出，他又能否實踐競選承諾，把已極度撕裂的美國社會重新團結？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潘淑嫻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教育出現新常態。「停課不停學」，讓全港師生進入了網絡課堂世界裏面。

疫情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及文化，並且會考驗政府的應變能力，很多以前被認為天方夜譚的政策，可能都會有人提出要求政府施行。

在去全球化、供應鏈碎片化、機械人取代發達國家工人的趨勢下，環球經濟發展將會疲弱，貧富懸殊會持續惡化，希望不至釀成下一場全球災難。

行動上富起來的人，他們會利用這段時整理自己所學，透過在家沒有課堂的時間，利用網上的資源作更深入的探知，利用因為疫情而免費開放的學習資源，探究自己的興趣，探索自己的生涯規劃。

香港的經濟自由指數連續25年名列第一，今年首次跌至第二。但另一個全球第一，香港肯定確保不失：在全球所有人均GDP不少於兩萬美元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堅尼系數稱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