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認同的關鍵在於信任|李芝蘭

在前文中，我們從港大的民調數據中，闡述了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並不相悖。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自2008年下跌呢？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從學術界以及社會公眾討論中歸納出三個視角：

1）從社會結構角度，分析不同階級，教育和年齡段對國家認同的分別；

2）從民生角度解釋，民眾對現實生活狀況不滿而找遷怒對象；

3）對國家（中央政府）的信任影響了歸屬感。

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數據。當有多於一次調查數據時，便會採用半年平均值計算。左邊的軸顯示了「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度；右軸顯示中央政府的信任（1至5）。

民眾對中央政府不信任

我們發現第三個視角，即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是對國家身份認同的最大驅動因素。（註1）在圖1中我們揉合了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由1997年至2013年間受訪者對於中央的信任程度（1為最低; 5為最高），以及「中國人」身份認同度（0為最不認同；10為最認同）的走勢。結果發現兩者非常同步，同「中國人」身份認同一樣，政治信任也從1997年的2 .81逐漸增加到2008年上半年的3.53的峰值，隨後慢慢回落至2.81。我們還發現，對中央的信任程度與國家身份認同之間的「正關連度」隨着時間推移而增加，當中2013年上半年相關系數便達到0.51的歷史新高，可以說在那個時段的香港市民，已把認同自己為「中國人」和「信任」中央政府視為近乎相同的含義。但與此同時，我們目前沒有資料明確知道市民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的因果關係，需要日後進一步的探索。

香港在回歸之前一直被視為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過去不少社會評論往往強調香港人的地方身份認同向來都不強烈，只是因為回歸後的連串政治事件才令香港的「地方主義」冒起，並日漸抗拒「國家」這個身份。然而透過上述分析，香港人自回歸之初起已相當程度在同一時間認定了自己「地方」及「國家」兩種身份，這充分反映出兩點：其一、香港人的「地方」身份認同度自回歸之初起至今都無大的改變，故此因為香港近年發生的連串政治事件而得出香港「地方主義抬頭」的結論，這顯然與事實有出入；其二、「地方」與「國家」身份認同並非「零和關係」，「地方」認同並無削弱「國家」的認同度，在2008年之前兩者甚至是正相關的，即「地方」認同在某程度上來說，反會增強「國家」認同。但無可置疑的是，香港人對「國家」的身份認同自2008年起減弱了，當中又以年輕人的情況相對比較嚴重，我們相信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年輕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相對較低。

香港人仍然信任中央

但值得各方反思的是，其實由1999年至2008年間香港人對於「國家」身份的認同是穩步上揚的，當時是什麼原因令香港人如此信任中央，繼而再進一步地認同「國家」這個身份呢？我們並沒有相關的數據可以完整梳理出香港人對中央政府信任程度改變的原因，但從香港的政治狀況發展分析可見，香港人非常看重中央政府及香港政府如何貫徹始終地落實一國兩制。事實上，當年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也一再重申，一國兩制的生命力正正源自於一國之下能夠容下兩種制度，《基本法》因而也確立了在顧及國家利益的同時，要尊重香港的另一種制度。

香港是一個中西交匯、各種意見價值觀紛陳的多元化社會，因此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宜展現出更大的胸襟來聆聽不同聲音，這將令政府的政策在制訂過程中，採用更多有用的資訊，也可令政策在推行時減少不必要的阻撓。包容多元化的價值觀不僅是香港等大都會城市促進有效治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亦是2017年中央政府在十九大確立的「發展現代治理體系」的戰略目標。由此在香港落實好多元化的治理體系，不但可以令香港帶來直接好處，其經驗也可以輻射至全國，成為中央在全國範圍建立現代化治理體系的最佳示範。

雙方互信需要耐心和時間

我們明白，對任何一方來說建立信任都需要耐心和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各方都應該致力避免過激或挑釁的行為。香港政府也應調整施政的重點，着力解決大眾在民生上的燃眉之急，改善普羅大眾惡劣的居住環境、縮窄貧富懸殊、推進可持續的發展策略，為年輕人向上流動創造更好的機會，畢竟改善社會經濟福利民生是所有社會治理的「麵包和牛油」，也許並非充分條件但卻不可或缺。我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已經開始朝這個方向前進，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持之以恆，而不被政治爭議而左右方向。

總結來說，我們透過重新剖析港大民研計劃的數字，從超越零和的視角為香港的地方及國家身份認同提供了新的認識，這對各方處理身份認同爭議及制訂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意義。當我們面對及處理「身份認同」這個問題時，我們不應把「國家身份認同」與「地方身份認同」放在一個對立位置，重心應放在處理國民身份認同度下滑，而不是去攻擊港人對香港這個家的強烈歸屬感。以上是我們對身份認同的初步探索，以及我們如何應對的一些建議，歡迎各方給予意見並一起討論。

註1，我們也曾把其他因素（例如年齡、階級或生活狀況等）作為變量測試其對國家認同的影響，結果發現其關連度相當小或者並不顯著，詳細可參看 H. Christoph Steinhardt, Linda Chelan Li & Yihong Jiang (2017), ‘The Identity Shift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重新剖析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之二

本系列文章：

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並不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