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劉寧榮教授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暨金融商業學院總監。他於9月6日舉行的開學禮上致辭時，就香港的反修例風波發表意見，探討這場運動突顯的「立場與真相」、「自由與秩序」、「妥協與目標」及「仇恨與寬容」等議題。本刊分三篇轉載演辭，下文是第三篇。
只有仇恨沒有寬容
如果妥協是藝術，是實現目標的必要手段，那和解則是其前提條件，而和解的基礎就是放下仇恨。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說：「當我步出監獄，走向通往自由的大門時，我若不把仇恨留在後面，那麼我只會繼續活在獄中。」 這過去的三個月裏，在香港所經歷的不只是你們表面看到的暴力衝突，對許多人來說，更加痛苦的是，朋友之間無法進行心對心的真誠交談，一些夫妻之間甚至無法正常交流，因不同立場反目成仇的也不在少數，這是非常可悲的。當政治凌駕一切的時候，社會就會失去秩序，就會非常混亂。所以，我支持迅速進行平和的對話，我希望政府可以走的更快一點，看的更遠一點，徹底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如果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民心也是不可能挽回的，另一場風波還是會出現的。
我也知道眾多內地朋友對香港發生的事情，對香港示威者的過激行為是非常不滿的。你們看到代表國家主權的國旗國徽被惡意毀壞，聽到極端者侮辱性地將中國人稱為「支那」人，自然會感到非常憤怒，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連自己是中國人都不願意承認了。你們可以想像這些極端的言行會在內地和香港之間產生多大的隔閡。而不少香港的人卻又看到內地人來香港搶奶粉，新移民來搶機會、搶工作、搶福利等。但其實香港沒有這些新移民，香港很多保安、清潔、服務生的工作誰來做？剛開始內地開放自由行的時候，香港有人說，那是一個公民自由遷徙的權利，並不是對香港的特殊照顧；當大量的內地人自由行湧進香港時，又是同樣的人開始惡意地將內地人標籤為「蝗蟲」。
極端勇武者對內地人的仇視還影響到所有說普通話的人。我有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台灣朋友，在香港第一次爆發示威時去接小孩回家路過灣仔，穿過街道時被示威者阻擋，就因為說了國語，被十多個年輕人包圍咒罵，說他是共產黨，叫他滾出香港。而過去大家都覺得匪夷所思的「港獨」問題此次愈發明顯，而這也是民粹主義的一個特徵，連「泛民」陣營裏都有人承認分離主義運動在香港會慢慢成型。
相互間的負面看法加深了彼此間的對立，或者嚴重一點，已經產生了仇恨。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必然會影響到內地和香港之間的關係。這種負面的情緒左右兩地的民意的話，會給政策的制定帶來更大的困難。
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所以在這場衝突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我們必須把所有的成見和仇恨放下，用寬容之心去尋找解決之道。如果沒有寬容心，卻糾纏於每一個細節，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憤怒的原因，都能找到仇恨的理由。這也是為何我始終堅持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因為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有可能讓我們找出真相。找出真相的目的不是為了復仇，是為了讓大家平息傷口。我希望通過尋找真相的歷程，能夠讓各方放下仇恨，為香港找到出路，並化解兩地間的隔閡。英國作家切斯特頓就說過：「真正的勇士不會因眼前所恨而戰鬥，而是為了身後所愛。」
今天我從五個方面和大家分享了關於香港陷入困局的一些思考。如果有何主題的話，那就是如何在忠於真相的基礎上，可以做到客觀、中立、理性。我們思考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都需要回到「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很多時候被人誤解，被看作是「和稀泥」。其實，中庸之道就是適中之道、理性之道、反省之道、寬容之道，以及常人之道。
何謂適中之道？就是說話做事不走極端，需要找到一個最好的平衡方式。北宋哲學家程頤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孟子也說「無過無不及」，都是同樣的意思。
學習先賢的中庸之道
何謂理性之道？那就是不受情感左右。《中庸》原文對中庸的定義如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這就是說，我們對喜怒哀樂需要持中狀態，保持平靜、祥和，但最重要的是對事情的判斷不要失去理性。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曾指出，一個正義的人是用理性來控制心靈和慾望的。
何謂反省之道？如果我們只會指責他人，而不去反省自己的行為和思維方式，我們就不可能從自己的錯誤中汲取教訓。著名教育家和哲學家杜威說，「我們不是從經驗中學習……我們是從對經驗的反省中學習。」 曾子也說，「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從不斷的自我反省中悟出人生之道。
何謂寬容之道？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之後，他邀請了當年他被囚禁時的兩位監獄看守來參加他的就職儀式，你是否覺得匪夷所思？但有如孟子所言，「學問之道，求其放心。」意思就是學問之道就是把失去的本心找回來，而此處的本心就是善心，寬容之心。
何謂常人之道？簡單一句話，那就是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當我們在為自由呼喊的時候，我們不能以犧牲別人的自由為代價。當我們已經成功地向上移動並在社會上取得一些成就時，我們需要明白許許多多的人正在向上移動的過程中艱苦地掙扎，我們需要理解他們所遇到的困難與障礙，不以自己的成功來判定後來者的失敗，或者簡單地把他們的失敗歸咎於他們缺乏責任和承擔。我們必須創造更好的環境，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生活在相對公平與正義的世界中。為此，香港才能走出困局，中國才能走出困局，世界才能走出困局。
從企業的治理來講，如果把香港看作一個企業，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的危機，危機的原因在哪裏？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在2008年前是如此的和諧，為何2008年之後卻變得愈來愈對立？這種對立是如何造成的？我們需要問為什麼，而不是一味互相指責。香港在回歸22年之後，政府的管治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的危機？中央政府一直給予香港很多支持的政策，但為什麼這些優惠的政策得不到好的回應？ 2003年香港的「沙士」（SARS）危機之後開放自由行是件好事，從而幫助香港經濟復蘇，但自由行最終給香港民眾的生活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香港特區政府有否防範這些負面影響的出現呢？
符合香港歷史文化的管治方式
香港需要浴火重生，香港必須找到符合這座城市歷史和文化的管治方式。就算華人為主體的三個地方，台灣、香港、新加坡的管治都很不同。有人開玩笑說，台灣有民主、有自由，沒有法制；香港有自由、有法制，沒有民主；新加坡有民主、有法制，沒有自由，所以我們必須根據香港的特點探尋未來發展之路。
民主當然不是靈丹妙藥，因為在民主衰落的今天，美國、英國、法國，以及眾多歐洲國家都面臨治理的困境，看到「顏色革命」後埃及、北非陷進更深的泥潭，民主真的不可能解決所有國家的問題。但如果我們不能夠理解年輕人對自由的嚮往、對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渴望、對實現自己價值的追求，那又如何實現有效的管治呢？今天香港面對的問題是：普選沒有機會，經濟發展無法普照大眾，年輕人又覺得自己無力改變這座他們生活的城市向前行走的軌跡，如何化解這個僵局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
與中國內地不同，過去40年，內地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畢竟大家都感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但中國這個故事，香港的年輕人是陌生的、甚至是鄙視的，這不僅僅是價值觀上的不同，而且是文化語境和歷史語境的不同，所以他們無法理解中國的巨大變化，而只看到了它的不足與缺陷。的確，這個中國故事除了經濟上的成功，迄今依舊沒有找到讓人激動的敘述。
暴力當然更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當我聽到一些年輕人擔心2047年之後的前景，不管這是否錯覺，但畢竟是存在的事實。香港的年輕人在重塑自己身份的過程中，是否必須通過加劇與內地的對立、增加彼此間的仇恨、甚至否認自己中國人身份這樣的激烈行為才可以實現呢？人的行為由認知所決定，但認知常常是偏差的。所以如何讓認知發生改變，讓兩地之間有更好的交流、更好的理解？這是開學典禮之後我請三位不同光譜和經歷的嘉賓和大家進行對談的主要原因，但我非常遺憾三位嘉賓對香港的前景都不太樂觀。
不管這場風波最終如何收場，我相信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不應該也不會重複以往的失敗。雖然我對這場風波在短時間內結束也同樣不太樂觀，但還是希望這次危機可以給香港提供一個新的契機。我非常喜歡奧斯卡獲獎電影《綠薄旅友》（Green Book），劇中的主人公就說過，”You never win with violence. You only win when you remain dignity.” （你永遠無法因暴力而獲勝。你只有保持尊嚴才可獲勝）。他還說，”Being genius is not enough, it takes courage to change people’s hearts.” （天才是不夠的，改變人心需要勇氣）。我希望大家用理性之道去化解矛盾和衝突，而我們更需要用真誠和勇氣去拉近彼此間心靈的距離。
客觀與理性：香港困境的思考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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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教育家、營銷傳播專家、與媒體人。他專注戰略發展、品牌管理、和營銷傳播。他現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 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暨金融商業學院總監。他推動創立了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ICB）並出任執行院長，以及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並擔任執行院長。
他曾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他曾於1996年在美國被評選為五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亞裔美國人。他是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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