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雲密布 香港人不愛國

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無論如何會成為輸家，因為即使損敵一千也會自傷八百。這個時候，香港官民的反應是看看有沒有鑽營的機會。

法國取得世界盃冠軍，香榭麗舍大道塞滿了慶祝的國民。他們不分經濟階層屬性，共同喝彩國家隊的勝利。香港人與內地同胞共同歡呼國家勝利的場面，從來沒有，將來也未必有機會在香港發生。然而，在香港的歷史上，也曾出現過高漲的愛國情緒。那是抗日戰爭爆發的年代，香港學生上街宣傳抗日，有些學生還組織了服務隊到內地參加抗戰，游擊隊在香港市區騷擾日軍。國家危難會激起愛國熱情和行動，而今中美戰幔揭開，香港人會產生同仇敵愾的情緒嗎？

150年前，十幾萬人從珠三角地區作為「豬仔」通過香港被賣到美國淘金和修鐵路。這些在美國謀生的華人保留傳統吃飯的生活方式，香港輸往美國的大米也隨之而大增，回程的美國貨輪載着麵粉和花布經香港賣到內地。香港轉口港的地位初步形成。

香港之於美國，也有其戰略地位。二戰期間，美國要限制日本擴張，利用香港的地理位置作為遠東軍事基地。這個地位，甚至使羅斯福總統決定支持中國在戰後收回香港，起碼是新界的主權。

冷戰期間，西方陣營與共產陣營對壘，香港作為進出中國內地的橋頭堡，無論從經濟、文化、政治和情報方面，香港都有其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當時美國駐外最大的領事館設在香港，下設很多「文化」機構，一則是籠絡香港的反共人士，二則是通過香港從各個方面影響內地。越戰高峰期，每年10萬美國大兵來香港休假，造就了灣仔紅燈區和各種旅遊業，也播下了香港人崇美的種子。

香港的地位起了重大變化

總的來說，香港的地位取決於美國在亞太的戰略目標以及中美關係兩大因素。而今這兩大因素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二戰後美國在亞太地區是主導和支配的地位，中國崛起動搖了美國對這個地區的支配地位。美國的應對，從策略上擴大地區的概念，提出印太地區，把印度包括進來，增加了對中國的壓力；從措施上，在南海採取軍事行動，並鼓動東盟國家向中國叫板，在朝鮮問題上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等。

中美關係也發生了格局的變化。美國跟中國建交是基於扼制蘇聯這個共同敵人；及後中國開放改革，為美國輸出大量廉價產品，同時為美國開放了投資市場，也向中國輸出了高科技和飛機等高增值產品。這個格局本來可以延續下去，即使中國在高科技方面急起直追，短時間內也未能望其項背。這個時期，美國一直希望中國的中產階級成熟起來，會投向美式民主。直到一天，中共宣布中國對自己的制度充滿自信，老百姓也不表懷疑，美國人開始坐不住了，因為中國照這樣發展下去，科技終有一天可以追上美國，到時又實行一套自己的制度以及延續自己的文化。這才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

香港也出現過反美運動。自從淘金熱式微、鐵路竣工，在美國的華人成為搶飯碗的外來移民。1882年美國實施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當時很多在香港的人去不了美國，在美國的親人害怕回國以後就不能再回到美國。反美浪潮一時興起，但從此以後再沒有出現過。反而是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開始禁止與中國貿易往來，香港作為進出大陸的跳板，乘美國放寬某些商品的政策，商人居中左右逢源，賺得盆滿鉢滿。

開放改革以後，不但香港商人可以充當中間人角色，各個層次的推銷與管理者也可以從中分一杯羹，連學者也有戲分──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文（Milton Friedman）成為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入幕之賓，也是香港學者的引薦。生意人看美國的眉頭眼額，阿諛奉承究竟是表面工夫還是表裏如一，只有天曉得；而學者參與推銷美國民主與學術，則肯定是心甘情願的。

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無論如何會成為輸家，因為即使損敵一千也會自傷八百。這個時候，香港官民的反應是看看有沒有鑽營的機會，好像韓戰後對中國禁運，有沒有走私或者走法律空子的渠道。官員甚至公開表白香港是獨立關稅區，香港跟內地實行兩套經濟制度，希望美國的加徵關稅清單不要在香港實施；至於中國內地可能受到的打擊，則好像跟香港毫無關係。

香港愛國熱情難現的宿命

學者在研究愛國問題時，有幾個假設：精英階層和富裕階層對國家的認同程度較低，年輕人對國家認同程度較年長的人較低。這些在香港都一一應驗。而在全國範圍，還得加上一條：香港人對國家認同程度整體較低。先不說有多少港人持有美國或美國盟邦的護照，從傳統以來，香港人得益於美國比受害於美國較多，要他們反美，還真的要等到國家安危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才或許會出現。但中美實力比併，長遠來說，中國敗下陣來的機會比較低，香港愛國熱情高漲難現的宿命，還真的會延續下去。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