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自唱

國家不夠錢，就會想到民間的錢，中外一樣，古今如是。所以，文件要求商界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聽黨的話，下一步甚有可能出現的是：在黨需要錢的時候，你就要乖乖奉獻。

假如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屬於失敗的話，而港府和建制派的其中一種說法是──「有人挑撥離間，唱衰這個計劃；甚至有人散播謠言，採集的樣本將被送到內地去，引起市民的無謂擔心。」到底這個原因能否成立呢？

官方當然把毛澤東置於至高無尚的地位，因為他是開國之君，對今天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和延續性有重要作用，所以必須保護。

如果沒有自身的失德和施政失效，外來力量能有那麼大的「煽動效果」嗎？如果只懂打壓，那就是強權自侮而已。

港府引發有沒有「三權分立」的爭論，試圖一錘定音：「沒有！」跟着，官員和建制派紛紛拿出理據，合力炮製一宗「三權分立謀殺案」。

官方稱，十多名香港人在逃往台灣的海路上被大陸官員截獲。如按現時機制行事，港方須增加透明度，並從速跟進，不能像銅鑼灣書店「李波事件」那樣，跟進多時而無下文。

作為下級多數要按上級指示辦事，但我經常跟體制內的朋友說：不要跟車太貼，否則可能自己撞到車毀人亡！

首先如何判斷外國的行動是「干擾」還是「干預」？其次是能不能拿出比對手高明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中共歷來都打壓「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

聰明的政治家面對政治鬥爭時，都會考慮怎樣傷人而不傷己，或把自己的傷害減至最低。可惜，中國政治卻着重考慮「虛」的一面，而把「實」的一面棄如敝屣。

自從港版《國安法》生效後，政圈裏出現一個新名詞：「五腩肉」。何解？

警方通緝六名身在海外的港人，指他們違反《國安法》。也有不少人感到，未知道他們日後會不會變成汪精衛，但也有機會成為孫中山。

近年，美國不再視中國為假想敵，而是真正的敵人，所以遏制的行動有增無減，中美角力升級也是未來大勢。

按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就像溫家寶所說，深層次矛盾得不到根本解決。跟着，各種聯想自然不斷擴大。

泛民初選前，校方安排了一次辯論比賽，題目是「反對派立法會選舉初選違法！」政治非常正確，並由校長擔任評判。比賽進行前，剛好有視學官到校。

61萬人出來投票，香港人再次創造奇蹟──這次，是把物理規律應用到社會科學上的奇蹟。

香港將在不久的將來出現當代《紅樓夢》之類的劃時代作品。為什麼這樣說？皆因偉大的作品多是在時代變異和困頓之下面世和百煉成金的。

我寫完這篇稿件之後，就會如常地跑步十公里。一個66歲的人還能跑十公里，還可以吧！為的是，一面跑，一面思考，思考的就是要活出一種精神。

由1954年第一屆到現在第13屆全國人大，申紀蘭都是代表，歷時66年；她從來只會投贊成票，不投反對票，據說連棄權票也沒有投過。

北京認為在政治方面收緊，不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發展，所以推動《國安法》的決心愈來愈堅定。外資不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但卻關心中國制度的穩定性和合理性；在他們眼中，中國的堅定決心不是高瞻遠矚，而是一種蠻勁。

今天中共就要快、狠、準。不過，欺善怕惡不是謀略，只懂惡更不是良策。長此下去，只會出現大家都不想看見的結果。

我完全相信，因為在現時的氣氛、國際環境和力量對比之下，中美創造「有建設性」的對話，合乎策略。不過，在「有建設性」的背後，卻再次隱現「割肉養敵」和「關門打孩子」的憂慮。

中國官方公布，北京肺炎疫情出現反彈，在前日的31小時裏，先後發現44宗新增確診病例。人們總是擔心，官方的數字準確嗎？北京會否爆發第二波疫情？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裏，有四種「用」──重用、任用、使用、利用。到底是哪一種？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也因時而異；因為這就是政治，中外古今，沒有差異。這個問題倒是值得今天的政界人士深思了。

中國發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中國官方建立威信，為習近平「領導抗疫成功」歌功頌德。

其實最不能拋開「六四」的就是官方。這也難怪，前人犯了大罪，後人為保（政權）穩定，也不認錯，於是新錯掩舊錯，還要製造更大的錯，才能掩蓋過去已經很大的錯。

千萬不要出現「六四」的鎮壓，所有暴力場面也不要出現，中華民族的悲痛不能再像夢魘一般纏擾着每一個中國人了。

如果因為高層鬥爭而來一次犁庭掃穴，對國家穩定、國家安全、人民福祉又有何好處呢？這個劫，能否消除呢？

最近我家發現很多外來的蛇蟲鼠蟻，很可怕，一定要想辦法消滅。你猜什麼方法最好？我把整個房子都拆掉，看那些蛇蟲鼠蟻還往哪裏跑？

人們不斷關注，在眼前兩岸氣氛不斷惡化和緊張之下，會否發展至兵戎相見的地步？

所謂「選辮子」，是刻意在已有的事物中選擇適合自己的切入點。所謂「造辮子」，是在沒有借口之下曲解或製造無中生有的「事實」，作為攻擊點。「抓辮子」更容易理解，就是依靠強權以點擊面，同時又以面擊點。

看監警會的功能、結構、職權，以及過去表現等因素，已知它難以回應市民的主流期望，更難滿足市民的重點訴求。

官方仍然以為「高壓和以暴易暴」就可以解決問題；殊不知，本來是活的結，卻變成死結，而且愈拉愈緊。政治問題不作有效解決，根病不治，身患難癒。

「愛祖國，用國貨」；即使質量差一點，也要用國貨。這是當時的政治教育。鼓吹這口號的，包括中聯辦的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那個「紅色經濟圈」，跟今天的「黃色經濟圈」概念不是很相似嗎？

昨日是「五四運動」101周年。同在「五四」這一天，聽到曾替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當翻譯的冀朝鑄逝世的消息，他是1954年加入外交部工作的。這一連串的「五四」，令我感慨良多。

心境必須開朗，輕裝前進，快樂上路。建制派說「明天會更好」，我們也可以說「明天會更好」，因為各自有不同的理解。反正，只要這類句語不是用於機構的專利註冊，為什麼要被別人壟斷了解釋權？

在中國官場裏，一切事物都是「為今我所用」，而不是單純的為我所用。所以，即使是上級按政治需要而搬龍門，錯在上級，但也要下級承受。這就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另一種體現：上有立威，下要跪低！

看公安部對孫力軍的指控，不單慣例地說他「貪污腐敗」，「長期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規矩」，還指他「不知敬畏」。這類指責實在少見，即使不是第一次使用，也可算罕見之列。

美國指責中國在「世衛」的影響，也是彼此彼此。美國獨霸天下時，同樣是「金錢外交」，到今天仍然如此，只是按它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已。所以，天下政治一樣黑，只是全黑或灰黑而已。

這種擔心高層不悅、忌諱語意相關的心態，千年如是，想不到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延伸到文藝和網絡遊戲之上，例子俯拾即是。

維權律師王全璋出獄後被強制送返濟南戶籍地，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典型。他一直在北京工作，家人也長期在北京生活；出獄後不能回北京的家，仍要他們一家分離，是不合情理的。

我想，眼前的重點仍是全球抗疫，而不是口舌之爭。各國切勿分散視線，顧此失彼。

北京高層每次處理台灣的國際活動時，也按實際情況而行。這一次，大陸傳媒和建制派的批評反而令世衛用了「台灣」或「台灣的」字眼，可謂批評得不專業了。

中國的疫情是否如官方所說的那麼好？即使真的改善了，但這個時候舉行「兩會」，萬人聚京，會否又自製另一個感染危機？

武漢疫情應該基本穩定下來，但這是否等如完全受控，跟着大家可以安心恢復生產呢？很多專家已警告，當局千萬不要再犯「政治任務先行」，甚至「政治壓倒一切」的弊病，把疫情變成「逆情」，更把「守零」變成「守靈」。

北京除了驅逐榜上有名的美國記者之外，還指明他們不能在港澳採訪。這就把新聞領域也劃入外交範疇，跟國際標準完全格格不入。更嚴重的是，這樣做令港府不知如何反應？

中國除了要防止疫情在國內第二波爆發之外，還要防輸入。從總體來看，國內的疫情相對受控，逐步恢復秩序，令人稍為定心；但實際情況和正常的信息交流，仍不暢順。

習近平到武漢視察時，官方竟然派人進民居監視，每戶兩名公安，禁止他們向樓下喊話，以免道破官方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