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後,「行商消滅,買辦興起」,順應大勢的行商們紛紛實現華麗轉身。粵商作為一個群體,尤其是十三行商人,儘管失去了壟斷地位,但在沿海地區對外貿易領域中仍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他們或出任洋行買辦,或選擇通事、譯員(通往買辦的階梯)。更多人變身為獨立商家,與外商直接交易。上海開埠初期的怡和、旗昌、瓊記等洋行的買辦,大部出自廣東。到19世紀6、70年代,上海財大氣粗的廣東買辦,幾乎全來自廣東香山。因此,後來社會上的「香山人」一語,在中國竟成為了「買辦階級」的同義詞。
打破廣州壟斷貿易的體制後,各開埠口岸腹地的資源經濟,頓時被放鬆的新制度所激活,結果是資源產地迅速擴展,茶、絲、棉出口量持續增長。江南腹地對發展機遇的捕捉最為敏捷,給上海口岸的爆發式增長帶來了強力支撐。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十數年間,江南十府城鄉大步踏入外貿出口的大潮之中。連十府之外的僻壤,浙西南山區的植桑養蠶也隨之而盛行開來,無不意欲搭上外貿的順風車。由此觀之,廣州落伍的根源,表面上是與新開口岸的競爭所致,實則是堅船利炮下迫使大清做大的蛋糕,不再由嶺南一家獨享。
嶺南無法再擁壟斷地位
戰後頭一年,廣州的商業幾陷於停頓。被剝奪了特權的行商,此前剛為廣州贖城費和南京條約賠款支付了375萬兩白銀,元氣大傷的同時,他們寄希望於新制度會垮台,竟刻意放棄交易不做。1843年9月時,七艘駛離廣州的船裏有五艘是空載。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有新的中國商人入行,並開始試圖填補空白。行商被迫轉向,紛紛接受新規則,像從前一樣賣力的做起生意來。其後的兩年中,他們還不斷的嘗試,以重新建立某種形式的包稅製或壟斷經營模式,甚至鼓動耆英出馬,遊說德庇時同意100名粵商享有外貿特權。在遭至英國人的斷然拒絕後,這些恢復舊制的努力全都無疾而終。至此,嶺南社會上下開始認識到,除非他們也按照新的自由貿易的原則行事,否則就會被全部擠出商業領域。
從納貢製到條約制的變革中,憑藉已有資源、人才的配置,經過短暫的戰爭狀態和行商的消極對抗後,廣州的外貿活動又逐漸走上了正軌。最大宗商品茶葉貿易,在資金危機過後很快得以恢復,1838~1842年間,每年出口約為4200萬磅;1843年降為1772萬磅;而從1844年始,一直到1848年,每年出口均已超過6000萬磅。從50年代開始,則進入了由上海、福州、廣州三分天下的茶葉出口貿易格局。進出口貿易額走勢大至相當,在1844~1852間,由於新開口岸的分薄,廣州呈緩步下行,上海則溫和上楊,十年間基本上是前者始終略佔上風。平分秋色的局面到1853年終被打被,上海口岸異軍突起,取代廣州成為龍頭大哥。
香港角色尷尬
在新口岸競相崛起的演變格局中,香港的角色則頗為尷尬。新生的大英屬土基本上是兩頭不靠岸,既無傳統優勢可恃,又遠離大宗商品的原產地,缺乏經濟腹地的支撐。當時唯一可供輸出的產品就只有花崗岩,運往大陸作建築材料。與廣州和其它新闢口岸相較,的確是乏善可陳。
港督砵甸乍也曾為爭取香港的貿易地位,同大清進行過博弈,又恰恰是中國正史中的「投降派」——欽差大臣耆英,讓其無功而返。1843年6月23日,雙方在港討論五口通商稅率問題時,英方曾要求大清開放全部海岸對港貿易。據當時參加會談的英方翻譯羅伯聃(Robert Thom)追述,被後人形容為「奴性十足」的耆英對此駁斥道:條約並未規定香港的商港地位;香港如屬英國屬土,那隻能允許它與五口通商;若英國承認香港同澳門地位相當,並允許大清上島設置巡檢和海關,則雙方可就此做出安排。欽差大臣的回覆擲地有聲,終令英人知難而退。
五口通商後,外商可直接前往各條約口岸採辦貨物,無須再與香港打交道。新闢商埠引致物流路線的重新構建,大部分出口貨物由陸運至穗改為水運至滬。為追逐更大的利益,商號和資金紛紛隨之從廣州、香港外移到上海等新開口岸。這些都令初期的香港進一步被邊緣化,只能獨自應對煎熬。
在港口競爭中陷入劣勢
開埠伊始,儘管一早已選準轉口貿易港的定位,但作為商港的基礎設施上競爭力嚴重不足。 1857年第一家拉蒙特船塢問世以前,維港基本上沒有修船設備。直到1871年灣仔的香港貨棧公司開業,殖民地才出現了第一家公用倉庫。既然明顯「技不如人」,那麼在同省港爭奪客戶中敗下陣來,也屬情理之中。
苦撐到1845年,對殖民地的悲觀情緒開始籠罩着香港的英國商人,並逐漸漫延至倫敦上層。幾十家英商聯合上書英殖民地部大臣史丹萊,痛陳開放五口通商後造成香港的衰弱:「香港已無商可營,島上只可供做香港政府及其官員駐節之地,並收容一批身無長物的貧民而已」。根據弗蘭克·韋爾什的《香港史》記述,港府庫務司馬丁也加入唱衰的行列,認為香港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貿易,主要商號唯一的業務就是經營鴉片,幾乎沒有一家商號能收回當初他們投入金錢的一半,沒有什麼比愚蠢的堅持下去更糟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