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前的情況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外有美國的搗亂及內地疫情，內有暴徒不死心，社會撕裂。政府上下不齊心，經濟肯定陷於衰退，城市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
鼠年伊始，冠狀肺炎剛開始爆發，反政府的所謂革命還大有機會在今年立法會選舉、美國總統選舉前再起波瀾，製造破壞，形勢極為嚴峻和危迫。而即使香港依靠的內地，也受美國霸權主義的迫害和冠狀肺炎的衝擊，面對的挑戰不是短期性質，而是體現着國際關係與內地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即使過去三、四十年順利發展，今年或可達到小康的目標，但今後的發展還包含不少不穩定因素。中國好，香港好，主觀與客觀方面，內地都未必會對香港有大幫助，香港還是要在港人治港下自求多福。社會撕裂，人心觀望的香港做得到嗎？
不過，老祖宗傳授給我們的智慧是《易經》的辯證法。禍福互為倚仗，香港與內地當前面對的挑戰，實可變成機遇。一是挑戰背後顯示出問題深處所在，二是既知問題便可解決。更重要的是挑戰打破安逸，產生危機感，也反逼智慧和制度創新。應對挑戰便不是克服一時的困難，而是超越與提升，把社會推往新的發展階段。老祖宗的智慧是要破中求立，達者為先，關鍵是人的因素，變的要求。
變革有多種，或快或慢，或重或輕，卻沒有完美的標準。因為謀事在人，成事其實也在人，在於人的認識、能力和是否同心齊力。正因為變革沒有完美標準，只能在推行實踐中由參與者理解和實行，更重要的是要反覆試驗。合則用，不合則改，勇於試驗也勇於更正修改，才是變革成功的最大保證。
按這樣的思路，不談改革開放的三、四十多年，單以去年的中美貿易談判和冠狀肺炎的處理，內地政府開始時多有失誤，可是卻迅即改善。在應對政策措施方面雷厲風行，其中雖有不同意見，但還是可以形成共識，上下大致齊心協力一起來應付。因此，中美貿易戰裏，中國貿易沒有受挫仍然增長，在第一階段協議後，中國還有許多空間對付美國，貿易戰開始時的驚惶失措一掃而空。至於冠狀肺炎，內地政府處理有怠慢疏忽之處，但認清形勢後全力抗禦，卻顯示出巨大的組織力、動員力和堅決之心。這在歐美等所謂民主國家所少有，也非其他發展中國家可比。
香港政府比起內地在應對危機的反應遜色得多，但在內地示範和協助之下，香港政府還可發揮作用。不過，社會撕裂的隱憂仍然存在。
罷工製造混亂
有所謂學者為防疫中個別醫護人員要求罷工的言行作辯護。他表示，香港的醫療資源有限，不應照顧在港的內地居民，故此主張封關，禁止內地居民來港，否則的話，內地居民會耗用本港醫療資源，引起香港人反對，令中港矛盾惡化。
該學者又認為，要保護醫護人員，減輕他們的風險和壓力，避免出現超越香港醫療的最大負荷能力。若政府不封關禁止所有內地居民來港，前線醫護人員應可罷工來要挾壓迫政府。
這樣並不是什麼胡扯的國際關係邏輯，而是似是而非的歪理，其中包含許多認知上的缺乏。
一是封關並不可以絕對禁絕疫症來港，因為即使禁止內地居民來港，也不可能禁止香港居民來往香港與內地。香港有幾十萬居民居於內地，沒有法理依據可以禁止他們出入香港與內地。一方面與內地政府合作，限制非必要的內地居民來港；另一方面加強邊界檢疫控制，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便足夠應付。這樣的限制實則會大大減少武漢肺炎疫潮期間內地居民來港的數目，方便檢疫，應付入境才發現的疑似病人，應可控制源自內地的疫情，減少疫情大爆發的風險。
二是香港醫療系統有完善的分流制度，可以對輕、重症作出不同比例的調動，也可以採取緊急措施從別的部門抽調人手，沙士時期已是如此，今天各方面的資源應比沙士時期更多，更易調撥。香港醫療系統即使是一直緊張運行，資源短期調撥的空間還是存在，不會簡單地超越負荷能力，出現持續危機。在適當合理限制內地居民入境的政策下，危機出現的機會更可降低。
三是醫護人員在武漢肺炎疫潮期間罷工，無論怎樣都會削減治療疫症的醫療能力，傷害香港居民的利益，而且會引起恐慌，對醫療機構的工作加重壓力，對防疫抗疫有百害而無一利。該學者說：「前線醫護人員的任何決定，無論最終是怎樣，都是代表香港市民，都是應該支持的。」這是典型荒謬的民粹主義，也是偷換概念，把罷工歸入前線醫護人員的任何決定，再簡單轉移將之變成代表香港市民，便應支持，而不問道理，更不管最終結果。這類似反修例暴亂中的暴徒之動輒說代表香港市民，不問理由後果，便可打砸燒攬炒一切。
事實上，這個時期鼓吹醫護人員罷工，要求禁制而非限制內地居民來港，政治企圖大於解決疫情，目的不過是為了借機挑撥香港與內地的矛盾，同時把醫護工作的範疇納入政治抗爭之內，破壞香港的體制與專業文化，製造混亂。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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