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副教授楊永安博士7月初發信息約稿,希望我為港大中文學會90周年的紀念特刊寫篇文章,回憶我在學會的歲月。港大中文學院在2017年10月慶祝創院90周年,在中環大會堂美心酒樓宴開數十席,當晚不少歷屆中文學會幹事都有出席,與老師、同學共話當年。中文學會在1930年2月28日成立,可惜因為疫情的緣故,今年初沒有舉辦90周年的慶祝活動。楊永安教授兩年前為中文學院紀念90周年主編了一本名為《足迹——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九十周年》的歷史圖片集,資料十分珍貴,中文學會也值得從歷任幹事的角度編輯一本紀念專書,發掘更多寶藏。
我在港大的數載歲月,與幾個有悠久歷史的組織有緣,先後擔任幹事、助理及導師,包括中文學會、學生會、歷史系及明原堂宿舍,都是這所百年老校的縮影。在英國殖民地學府,中文學院可謂聊備一格,是唯一可以用中文授課的學院。我手頭有一本《香港大學中文學會七十周年紀念特刊》,是20年前出版的,封面有創會主席馮秉芬爵士的題字,彌足珍貴,當年同學整理了70年發展史,很有參考價值。馮秉芬是香港漢文中學(今金文泰中學)首屆畢業生,畢業後與兄長馮秉華考進成立不久的港大中文學院讀書。這本特刊收錄了一篇馮爵士的訪問,談及當年中文學院的同學都希望能夠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學會,以便切磋琢磨,研討學術,便興起了成立中文學會的念頭,以『溝通中西學說,別其異同,辨其得失』為宗旨,肩負弘揚中國文化的使命。
學會得到社會賢達支持
由於當時的港督金文泰爵士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親自致函嘉許港大中文學會對推動中國文化的貢獻。學會更得到社會賢達的支持,包括馮秉芬的父親馮平山、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等。據馮爵士的回憶,當年學會的主要活動有春茗、郊遊、出版刊物及學術講座等,他最難忘的是邀請到國內著名學者如蔡元培、張繼、戴季陶、胡適等到港大演講,各界矚目。馮秉芬在港大畢業後,一面接手家族生意,一面積極參政,先後擔任市政局、立法局及行政局議員,與他的父親一樣,對社會公益尤其是教育方面份外熱心,更一直擔任港大中文學會的名譽顧問,支持學會的發展。
經過三十年代多屆幹事打下的基礎,中文學會在大學具有影響力,會員也不僅限於中文學院的學生。日本侵華,1941年香港淪陷,港大停辦,學會也解散。戰後中文學院的馬鑑教授及陳君葆協助復會。五十年代中文學會的活動更全面,話劇表演是主要活動,更有籌款用途,成為大學甚至社會盛事。1959年學會創辦《東方》雜誌,成為港大第一份定期的中文刊物。六十年代學會為了籌募中文系同學助學金,舉辦了幾項大學籌款活動。七十年代港大學生人數增加,學會的活動更多元化,第一屆中國文化周於1976年舉行。1975年出版《文友》(翌年改名《友文》)刊物,為同學增添寫作天地。七十年代開始更以電影首影禮的方式進行籌款,觀眾更多。八十年代之後中文系是文學院的大系,主修及副修人數眾多,學會提供的服務更多元化,推陳出新,發揮更大影響力。從1930年起,擔任過學會幹事的學術、文化、教育界名人有不少熟悉的名字:龐德新、劉唯邁、李直方、文世昌、余晃英、黃兆漢、范耀鈞、劉潤和、布裕民、周永新、李家樹、楊春棠、丁新豹、潘啟迪、胡燕青、李焯然、梁偉文(林夕)、湯浩堅、李雄溪、鄭振偉、吳美筠、潘淑嫻等。
我與港大中文學會於1983年結緣。那年剛進港大文學院,開學前參加不同組織的迎新活動,從學生會、院會、系會及興趣學會,我都不錯過。由於一年級打算選修哲學系的課,與哲學學會的幹事混得比較熟,正考慮出任新一屆的幹事。剛好中文學會候任主席林兆玉女士正在物色新同學組閣,便遊說我加盟,我在1983年11月出任港大中文學會的出版幹事,負責學會所有出版事宜,包括編輯年刊《友文》,由約稿、編輯到找印刷廠及廣告商,幾乎是一腳踢。沒想到,這一年的出版經驗,為我日後從事新聞出版行業埋下了伏筆。1984年我接任主席,為學會開拓一些新的服務,包括為同學購買老師指定的參考書,曾經試過與幹事跑遍全港文史哲書店搜羅僅存書本,方便同學到學會購買。那一年的中國文化周主題是中國科學史,系主任何丙郁教授是英國著名中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教授的弟子,展覽吸引不少港大不同學系的師生參觀,在舊圖書館外的書展規模更是大學的紀錄。1985年底我卸任時找不到二年級的同學願意接任主席,因為文學院從翌年起二年級需要考試,很多同學都不願花時間在組織上。由於我申請停學一年出任學生會副會長,便勉為其難再做一年中文學會的前屆代表,帶領一批新同學薪火相傳。
港大中文學會90年歷史有很多值得書寫的人和事,讓現屆幹事好好發揮,祝願出版成功。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