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副教授楊永安博士7月初發信息約稿，希望我為港大中文學會90周年的紀念特刊寫篇文章，回憶我在學會的歲月。港大中文學院在2017年10月慶祝創院90周年，在中環大會堂美心酒樓宴開數十席，當晚不少歷屆中文學會幹事都有出席，與老師、同學共話當年。中文學會在1930年2月28日成立，可惜因為疫情的緣故，今年初沒有舉辦90周年的慶祝活動。楊永安教授兩年前為中文學院紀念90周年主編了一本名為《足迹——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九十周年》的歷史圖片集，資料十分珍貴，中文學會也值得從歷任幹事的角度編輯一本紀念專書，發掘更多寶藏。
我在港大的數載歲月，與幾個有悠久歷史的組織有緣，先後擔任幹事、助理及導師，包括中文學會、學生會、歷史系及明原堂宿舍，都是這所百年老校的縮影。在英國殖民地學府，中文學院可謂聊備一格，是唯一可以用中文授課的學院。我手頭有一本《香港大學中文學會七十周年紀念特刊》，是20年前出版的，封面有創會主席馮秉芬爵士的題字，彌足珍貴，當年同學整理了70年發展史，很有參考價值。馮秉芬是香港漢文中學（今金文泰中學）首屆畢業生，畢業後與兄長馮秉華考進成立不久的港大中文學院讀書。這本特刊收錄了一篇馮爵士的訪問，談及當年中文學院的同學都希望能夠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學會，以便切磋琢磨，研討學術，便興起了成立中文學會的念頭，以『溝通中西學說，別其異同，辨其得失』為宗旨，肩負弘揚中國文化的使命。
學會得到社會賢達支持
由於當時的港督金文泰爵士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親自致函嘉許港大中文學會對推動中國文化的貢獻。學會更得到社會賢達的支持，包括馮秉芬的父親馮平山、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等。據馮爵士的回憶，當年學會的主要活動有春茗、郊遊、出版刊物及學術講座等，他最難忘的是邀請到國內著名學者如蔡元培、張繼、戴季陶、胡適等到港大演講，各界矚目。馮秉芬在港大畢業後，一面接手家族生意，一面積極參政，先後擔任市政局、立法局及行政局議員，與他的父親一樣，對社會公益尤其是教育方面份外熱心，更一直擔任港大中文學會的名譽顧問，支持學會的發展。
經過三十年代多屆幹事打下的基礎，中文學會在大學具有影響力，會員也不僅限於中文學院的學生。日本侵華，1941年香港淪陷，港大停辦，學會也解散。戰後中文學院的馬鑑教授及陳君葆協助復會。五十年代中文學會的活動更全面，話劇表演是主要活動，更有籌款用途，成為大學甚至社會盛事。1959年學會創辦《東方》雜誌，成為港大第一份定期的中文刊物。六十年代學會為了籌募中文系同學助學金，舉辦了幾項大學籌款活動。七十年代港大學生人數增加，學會的活動更多元化，第一屆中國文化周於1976年舉行。1975年出版《文友》（翌年改名《友文》）刊物，為同學增添寫作天地。七十年代開始更以電影首影禮的方式進行籌款，觀眾更多。八十年代之後中文系是文學院的大系，主修及副修人數眾多，學會提供的服務更多元化，推陳出新，發揮更大影響力。從1930年起，擔任過學會幹事的學術、文化、教育界名人有不少熟悉的名字：龐德新、劉唯邁、李直方、文世昌、余晃英、黃兆漢、范耀鈞、劉潤和、布裕民、周永新、李家樹、楊春棠、丁新豹、潘啟迪、胡燕青、李焯然、梁偉文（林夕）、湯浩堅、李雄溪、鄭振偉、吳美筠、潘淑嫻等。
我與港大中文學會於1983年結緣。那年剛進港大文學院，開學前參加不同組織的迎新活動，從學生會、院會、系會及興趣學會，我都不錯過。由於一年級打算選修哲學系的課，與哲學學會的幹事混得比較熟，正考慮出任新一屆的幹事。剛好中文學會候任主席林兆玉女士正在物色新同學組閣，便遊說我加盟，我在1983年11月出任港大中文學會的出版幹事，負責學會所有出版事宜，包括編輯年刊《友文》，由約稿、編輯到找印刷廠及廣告商，幾乎是一腳踢。沒想到，這一年的出版經驗，為我日後從事新聞出版行業埋下了伏筆。1984年我接任主席，為學會開拓一些新的服務，包括為同學購買老師指定的參考書，曾經試過與幹事跑遍全港文史哲書店搜羅僅存書本，方便同學到學會購買。那一年的中國文化周主題是中國科學史，系主任何丙郁教授是英國著名中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教授的弟子，展覽吸引不少港大不同學系的師生參觀，在舊圖書館外的書展規模更是大學的紀錄。1985年底我卸任時找不到二年級的同學願意接任主席，因為文學院從翌年起二年級需要考試，很多同學都不願花時間在組織上。由於我申請停學一年出任學生會副會長，便勉為其難再做一年中文學會的前屆代表，帶領一批新同學薪火相傳。
港大中文學會90年歷史有很多值得書寫的人和事，讓現屆幹事好好發揮，祝願出版成功。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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