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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錢玄同過40歲生日時，胡適、劉半農等人想起錢玄同當年的激憤之語，真的寫就訃告、挽聯、挽詩以及悼念文章，並發出預告，計劃在《語絲》出一期「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

最近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一個展覽讓觀眾在地上躺着欣賞詩歌。現場的設計效果當然有新意，至於感受如何則見仁見智。不過就乾隆夢見孝賢的情詩而言，只要讀懂詞句，再探究其典故，總有尷尬的感覺。

在原始和粗暴的二分思維下，只有高尚與卑劣、正義與邪惡、真理與錯誤、清醒和無知、民主和暴政、好人和壞人、黃色和藍色，中間丁點空間都絕對不允許。大人們在事後批評年輕人之同時，能否想想，為何當初不早說呢？

基於文化因素，中國人的傳記偏於隱惡揚善，容易過於溢美和不實，成爲自我宣傳和辯解的工具。而西方的傳記，在基督教義的影響下，比我們坦誠得多，也願意面對自身的缺點。透過對中西傳記的理解，有助了解自我。

唐代小說何以稱傳奇呢？為什麼時人對唐代傳奇的認識比唐詩貧弱得多？

胡適促使白話文在今日社會流行，是其不可磨滅的功德。因白話文廣泛普遍的應用，間接幫助我國掃除了一半以上的文盲，功勳卓越。

能習文言文，好比學武先學紮馬，馬步穩了才耍功夫，招招得心應手。後兩三輩的文人，文言文讀得較少，根基較弱，沒有「紮馬」功力，功夫便虛浮了。

大學本應有校園自由、獨立思考空間，以孕育社會良知、培訓創新人才。胡適先後協助蔡元培、蔣夢麟，構築北京大學的校園自由，還開啟女性平等入學之門。

在香港長大的戰後嬰兒，大多如筆者一樣， 對清亡後的歷史一無所知，這就是當年的殖民地教育。 直到最近看了《覺醒年代》連續劇，才真的覺醒自己的無知與錯覺。  

香港的大學生，急宜猛醒。今後10年，全球戰雲密布，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需要知所自處，知所抉擇。

Dane說：「70年代中，正值我小學五、六年級，暑假比較空閒，常常要幫父親把寫好的稿件送到報館，一送就是好幾家。」

「小說」一詞，早在二千多年前已見於《莊子》一書。但到唐代，才綻放出燦然華采。1919年「五四」文學運動，受歐洲文學影響，小說被推崇至文學殿堂。時至今日，文人創作中以撰寫小說最受大眾歡迎。

中共黨史與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是分不開的，香港的年輕人要認識國情，我推薦看這部《覺醒年代》。

幾個月前，程鼎一邀約沈西城和筆者在上海總會午飯敘舊，席間鼎一出示其父親的舊作《新文學家回想錄》，說這是孤本。一段文壇父子情逐漸浮露出來。

英國傳媒人和學人艾殊認為，要保有自由，勇氣和寬容這兩種精神缺一不可。自從網絡世界雄霸我們的溝通平台後，我有種印象，就是論者愈來愈勇不可擋，但卻很難對異議者寬容。這現象也發生在不少堅持自由的諸君當中。

1949年-1958年，胡適給人的印象多是「淒淒惶惶」、「窮困潦倒」、「有志難伸」甚至「喪家之犬」等，想多是受學者書生騷人墨客文字之誤。但印象終歸是印象。

唐代傳奇，隨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而有不同面貌。就其內容而言，郭箴一《中國小說史》則分為神怪、戀愛、豪俠三大類。劉瑛《唐代傳奇研究》分為志怪、出世、諷刺、豪俠、愛情五大類。我們認為分為三類簡易明白。

章衣萍來頭不小，他的名字常與胡適和魯迅拉扯一起。章衣萍常到胡適家裏替胡適抄寫，和胡適一家稔熟，常以「我的朋友胡適之」自豪。

我在1983年11月出任港大中文學會的出版幹事，負責學會所有出版事宜，包括編輯年刊《友文》，由約稿、編輯到找印刷廠及廣告商，幾乎是一腳踢。沒想到，這一年的出版經驗，為我日後從事新聞出版行業埋下了伏筆。

儘管胡適和顧孟餘都可以說是一生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努力不懈，但後者卻是近於被遺忘。這代表了今人在近代歷史上缺乏足夠的認知。今天《顧孟餘的清高》出版，算是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這貧乏的局面。

白宮高官首次以漢語（華語）發表演說，從五四精神說到人權宣言、公民意識和「李文亮們」。

國史教育中心繼去年後再度舉辦「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五四運動為主題，魯迅獲選為2019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魯迅不論在中、小學得票均取得絕對優勢，獲得逾12000票。

胡適在手稿裏介紹了他和陳伯莊的關係，1910年他們兩人考取了留美官費同船出國，陳伯莊那時只有17歲，胡適未滿19歲。

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孩子。但志氣要放在心裏，要放在工夫裏，千萬不可放在嘴上。千萬不可擺在臉上。無論你的志氣怎樣高，對人切不可驕傲。

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守護者，守護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但大家忘了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他曾保釋32個北大學生。但他對學生的支持並非毫無底線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初興時表現的愛國大義、思想主體性等慢慢受到消解。

一個有底蘊的文化，不會排斥外來文化，而是善於融合外來文化，使自己的國力得以提升。在21世紀的今天，對於中國文化，我們不應只停留在背誦的層面，而是要深入了解，從而反思有沒有需要改進，或者保留的地方。

「名家系列講座」第一講，請來丁新豹教授（前排左三）、范永聰博士（前排左二），以及四位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得主林俊朗、周正賢，李謙諾及梁文輝，分別撮述五四歷史人物。前排右一為陳學然博士、右四為作者。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妥協不是一定要放棄原則，而是透過退讓和協商取得暫時的共識。所以妥協是任何一場運動以及實現目標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

五四晉百，今年國家的外交內政，躋身列強，甚至是篤定已成為美、俄、中的三雄之一。但百年前後，人才在我國又要怎樣數算？是多還是少了呢？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又要如何吐納，再創新篇章！

今日是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日，回顧在「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香港往事，無疑是別具意義。

書面語比口頭語的表達能力深博得多，用書面語要有一定的修養和學習，未經學習，便不能說出好像「參差」、「參商」、「悽楚」、「淒酸」這一類較有深度的詞語。

文學革命先於五四運動發生，雖然不能說催生五四，但其關係血肉相連，殆無疑問。1915年陳獨秀自日本回國，許多新觀念、西方新思潮、反傳統的思想都是透過陳辦的《新青年》傳播出去。

有廣泛群眾支持的五四學運，遂為菁英的新文化運動注入新動力，爾後兩個運動便匯合成一個廣義的「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並徵用了「科學與民主」為口號。

蔡元培先生從事《紅樓夢》疏證的十餘年間，正是「排滿」之聲四起，民族主義激情高漲之時，這種時代氛圍，對於曾投身反清革命的蔡氏顯然有深刻影響。

教改喊了半天，還是脫離不了文憑的迷思。 反而是100年前，許多名校的教授，是沒有文憑的。

新文化可以進入，舊有文化亦可保留，香港提供了既能抗衡又可互動的機遇，百川而來的文人學者不斷「進駐加入」，使香港的文化氣息愈漸濃厚，文化土壤愈見肥沃，有利培育新一代的本土文化人。

三夜四日台北文化旅遊團，在天公和各方配合下，順利結束。積累經驗之後，藍亞旅行社預計在10月中下旬再辦一次，到時張錦滿隨行，會加以優化。

趙教授勸勉其他大學的學生切勿妄自菲薄，要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也要珍惜讀大學的機會，千萬不要因大學的排名較低而放棄學業。

永遠不要低估孩子的能力，他們能處理的往往比我們想像得多。

靈魂在高處的人，不會有漫長而恆遠的孤寂。

如果過了若干年，你半夜醒來發現你很久沒有讀書了，而且你沒有什麼負罪感的話，那麼說明你已經墮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