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問題的癥結是政制

中國大陸實施的是縱向管制的「人民民主專政」，而英國實施的是橫向制約的西方民主政制。要在香港實施大陸式的政體，顯然是行不通的。

特首選舉前夕，詹德隆促請香港先行「大和解」，並指（特區）政府需要承認曾經犯錯。他提出香港要靠「一國兩制」的「兩制」，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中一個關鍵是要政治穩定，但如今有人終日撕裂社會：「如果你成日撩交拗，令到香港好沸騰，立法會入面又撕裂，立法會外面又撕裂，國際評級機構都會睇到（香港）唔掂喎。」

正如上面的分析，特區政府肯定有不少需要進步的地方，這裏既有特區政府的問題也有北京的問題？但由各路人馬組成的泛民主派是否要需要重新思考他們的籌略？如果不尊重「一國」的前提下如何有「兩制」？但北京作為香港管治的重要利益相關者，也有它的獨特訴求需要香港人回應。如果沒有記錯，在中英簽訂了香港回歸協定以後，鄧小平說過：「英國人能夠管好香港，中國人也能做得到。」客觀地說，現在離這個目標有很大的差距。

續用雙層結構政制必以鬧劇收場

香港對於北京來說除了有無可替代的經濟價值，還有面子問題，北京沒有理由不想香港好。現在看來香港問題的癥結是政制。香港原來是英國的殖民地，回歸前的政制是一種雙層結構：作為殖民地，香港在宗主國英國面前無任何政治權利可言，與其他英聯邦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完全不同，英國政府對香港的統治完全是縱向管制。但另一方面，在英國政府對香港實行毋庸置疑的縱向管制之下，香港又實施一種類似英國政治體制中橫向制約式的法治，在不超越宗主國的縱向管制的框架內，實行最大限度的橫向制約式法治。

在近100年的時間裏，香港人習慣了這種雙重結構的政制，即在政治上英國政府主導下由精英團隊完成頂端設計，而在日常運作中，則盡可能地模仿西方民主社會裏的自由、平等、公正。

北京決定要收回香港時，顯然對當時現行的這種雙層結構政制很滿意，企圖簡單地用中國本土的統治代替英國政府的統治，而且承諾50年不變。問題在於：任何一種殖民地制度都必然會遭到當地人民的反抗，這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如果沒有發生1997年的回歸，說不定香港也會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那樣，從英國人那裏實質上完全獨立出來。除非英國把香港變成英國的一部分，就像英格蘭和蘇格蘭一樣，讓香港人擁有英國公民所有的一切政治權利，包括在英國本土的參政權，甚至通過全民公投決定是否脫離英國實行獨立。但是回歸了，卻由於實行「一國兩制」而使這種雙重結構的政制沒有得到改變。於是，香港變相地變成了中國大陸的「殖民地」，歷史進程中的這個燙山芋就這樣被拋出來。問題就在於頂端的縱向管制和基層的橫向制約這樣的雙層結構的內在矛盾。中國大陸實施的是縱向管制的「人民民主專政」，而英國實施的是橫向制約的西方民主政制。要在香港實施大陸式的政體，顯然是行不通的；但如果要在香港完全實施西方民主，則無疑是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反共反華的橋頭堡和急先鋒，其結果必然是蚍蜉撼樹，螳臂當車，最後以鬧劇收場。

重建港人信心才是出路

青年人具有懷疑和叛逆的天然衝動，歷朝歷代如此，引導得當，成為社會進步的生力軍，處理不善，則損了社會又折才俊。「六四」如此，「佔中」亦然。千金易得，一將難求，關鍵時刻的領袖人物，往往可以改變時局甚至改變時代，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者，此所謂耶？

港人，特別是泛民主派應該考慮務實的抗爭方法；北京也應該逐步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支持特區政府更好應對港人的合理訴求，並在如何選定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的方法與港人達成共識，完成鄧小平的承諾；最終還是要以理服人，重建港人對香港的信心，也給世界一次機會看到中國軟實力的建立。

〈香港，你的明天在哪裏？〉六之六

本系列文章：

羅海雷

已故著名報人羅孚第四子，理工男，香港土生土長，小學與中學接受左派教育，英國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畢業。八十年代初開始參與中國貿易的港商，1988年常駐廣州，94年開始常駐北京，近距離觀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歷程，過程中參與了英國政府提供給中國最大政府貸款項目，支援英國工程公司在江蘇江陰長江大橋建設項目。工作過程中，得到公司派送到英國Ashridge學院與美國哈佛商學院接受EMBA與AMP高級管理培訓，近年致力在工程建設行業價值鏈應用數位化技術。從小喜讀歷史，特別是近代中國歷史包括改革開放前香港左派活動史。香港出版的著作有《我的父親羅孚》（2011年《亞洲週刊》非小說十大好書，2012年第五屆香港書獎）。另一本寫兄長羅海星的書籍《星沉南海》對於1989年的歷史詳細描述，獲內地有關部門人員評價為近年難得一見的中肯評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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