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首置上車」計劃考驗政府

編按：本文寫在林鄭月娥發表首份施政報告之前，計劃的初步構思已刊在報告之上。

對一個長期不以「大有為」作自我定位的政府來說，現在要高姿態進入巿場，難免會表現得有點首尾不知如何配合，步法有點凌亂。不久之前，只要是政府在其角色的定位上稍有輕微改動或略有另一種說法，便會在社會上引起頗大的反應──任何偏離「積極不干預」的想法、說法或做法，都不能接受。提出批評或反對意見者，倒不是時下討論所經常提及的「反對派」，而是工商界和部分建制派。不過，現在情况已經有所改變：當年很多堅決反對政府作出干預的意見，現已改變態度或變為沉默。究竟這是「今是昨非」？還是發現社會形勢有變，需要順勢而行？這些都並不是很重要的問題了；重要的是，主要的阻力已經（起碼是暫時）消除，餘下且看政府如何出招。

公帑資助特定階層必須說得過去

近期頗受關注的新政，是所謂的「首置上車」計劃。關於該計劃的詳情，目前還未正式公開交代，大家所知的只是政府通過新聞媒體「放風」的一些要點而已。對此作出評論，只能視為初步反應，旨在引起討論。不過，作為特區政府一改以往態度及處事作風的新政，這又確實有值得大家注意的意義。首先，它作為一種資助部分市民置業的政策，必須訂出針對的對象，並且必須解釋為何這個收入層（如無意外，多數是符合申請居屋資格之上的住户，否則便會出現跟居屋重疊的問題）的市民，值得政府伸出援手。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並非居住條件欠佳（事關他們肯定不是生活狀况最差的一群），所以不能生硬地套用舊日拆遷、徙置的一套，而是需要另有一種新的說法，令運用取自於公帑的政府資助，使用到他們身上，是一件可以說得過去的事情。

不過，或者我們也需要留意，有時候要為新政護航，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將道理講得清清楚楚（因為爭議總是難以避免），而是打從一開始便將計劃的規模、期限明確地訂定下來，令很多目前尚未包括在計劃之中的社會人士，亦會覺得自己將來可能也有機會享受這樣的政府資助。直接的說，這是關於政策的持續性，令有可能受惠的社會人士相信，只要耐心等待，他們日後亦會有機會享受這種政府資助的置業計劃。所謂政府政策能起社會穩定之效，政府必須照顧市民的期望，並有效地說服市民，等待、「排隊」、有秩序地輪候，最終可得到政府政策的回應。

這就是說，政府干預、介入，不是權宜之計（除非特區政府認為，只要香港的房地產市場在可見的未來回復某種秩序，大部分中等收入的人士或家庭便不會再遇到置業困難之苦，於是整項政策可以是過渡、臨時性質）。既然進入市場是一改以往作風的新政，動作便應該要大：清楚表明官方估計有此需要的人士、家庭有多大的數量，打算如何持續地於5 年、10 年或更長期逐年提供單位，回應社會的需要和期望。

資源分配爭議易成零和遊戲

特區政府必須要有如此大動作，才能令市民接受需要等待的安排。如果沒有這份耐性，大家便會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兩次由政府主持的「抽獎遊戲」，當政策出台的時候，各自碰碰運氣；但對未能受惠者，難免會產生負面情緒。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政策不一早定下規模、期限，則爭議必然集中在為何政府要特別照顧那一個收入層的問題之上。資源分配的爭議很容易會表現為一種零和遊戲，結果你爭我奪，就算我拿不到好處，也不想你可以受惠，爭論難以休止。所以，如果「首置上車」是新政的主打項目，政府便需要表現出一份大氣，而不再以什麼「探索性計劃」、「日後檢討後才再考慮擴充」，或「循序漸進」之類的修辭，來搞一些「到喉唔到肺」短期權宜的市場干預。

當然，如果「首置上車」是大計，則該計劃背後的原則考慮，也必須仔細思考：如何選址？怎樣考慮徵用地段的機會成本？究竟「首置上車」應在新開發地區（像以前新市鎮公共房屋？），還是只要找到地方，便興建一幢？如何規限日後轉售時業主在資產增值的得益？如果沒有限制，這會招來批評（為何需要優惠某一批人？）；如果太多規限，則日後「上車容易，落車艱難」，沒有任何流轉（套用昔日建制中人常用語——養懶人！），有違政策的原意。

以上例子並非技術問題，而是涉及整個計劃背後的理念、原則。特區政府如何帶動香港社會討論這些問題，應是對新政府的一次考驗。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署理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教授；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早年獲取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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