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中西思維之間的失墜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縱使美國的制裁措施仍引而未發，卻已在港人心靈和一國兩制留下了一道烙印，勢將改變港人的精神面貌與香港未來。即使不從政治角度來看，多年來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博弈，當中所牽涉的中國與西方行動思維與邏輯的差異，足以影響大局，兩者之間的互動亦直接令香港局勢日益惡化。

轉化策略多次克制行動策略

自佔領運動起，每當北京在香港遇到政治或管治危機時，便會啟動一種以中國戰略思想為基礎的決勝模式。以佔領運動為例，北京採取一種中式以轉化為主的策略，以應付佔領一方的西式以行動為主的策略。儘管佔領一方對普選的追求，令他們一度佔有道德高地，然而除了以行動為主的策略，最後落得不懂轉化和無計可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北京與港府的轉化策略令民意逆轉，一步一步奪去了運動的民意基礎──這次交手讓人見識到中國戰略思想在陸港博弈中的應用與價值。

自此之後，雙方仍繼續沿用其一貫的行動思維與邏輯：民主派和抗爭者沿着其行動為主的策略的思路，所得出的結論就是不斷將行動升級，以冒險行動的方式來打破局面，2016年旺角騷亂就是一例。因此繼續延伸下去出現了去年起的暴力行為、攬炒的企圖，以及尋找外國的聲援甚至制裁，實際上是出於對行動的崇拜的同一種模式。

另一方面，北京繼續沿用其轉化策略：無論是港台風波或《港區國安法》的爭議，北京皆在人們還在議論港台有否違反《港台約章》、暫停《頭條新聞》有否損害新聞自由、國安法有否違反《基本法》的時候，已採取轉化策略，直接向民意出手，令民意逐步向己方傾斜，令相關的風波和爭議頓時失去了支點，最後變得不了了之。

國安法立法與中國戰略特性

當然， 中國戰略思想並不只有轉化這一特性──在《港區國安法》一役中，除轉化之外，北京同時展現出中國戰略中的總體性、模糊性以及從「上游」介入等一系列特性，可見北京要以此一決勝負。

大家也清楚，北京立《港區國安法》之心已決，可是卻牽涉到美國、外國和香港等多條戰線。儘管人們傾向將香港戰線的結果歸因於北京的強權，但這也無改北京需要同時應付其他戰線這事實，而如何同時應付每條戰線並將多條戰線合一，固然考驗施策者的功力，但背後指導的戰略思想卻更形重要。

模糊性一直都是中國戰略思想的重要特性，而它也是西方感到最難以應付的特性之一。《孫子兵法》中的「形人而我無形」和「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皆在強調模糊性的重要。即使香港國安法條文已出台，但當局將怎樣使用、什麼時候使用，卻完全控制在它手中，令人無從判斷和策謀。

至於從「上游」介入，在國安法的情況其實就是「上兵伐謀」，允許北京在上游操作，以遠距離的方式獲得成效，使勝利在敵人產生抵抗之前就決定了，港人因而一點辦法也沒有──去年北京就是容許大部分事情在香港這「下游」發生和應對而吃了大虧，幾乎令它泥足深陷，不得翻身。

不可僵化在任何形式之中

筆者在此並無唱好國安法及其立法過程的意思，而是想說明香港反對派及抗爭者所使用的行動思維與邏輯，在中國戰略思想面前難有招架之力，甚至長遠只會令局勢每况愈下，而目前的情況很大程度也是過度依賴或迷信西方行動邏輯的結果。

簡單而言，北京與香港反對派及抗爭者在行動上的最大分別是一方持續變化，另一方則以同一模式不斷升級擴大卻缺乏變化。衝突一定是持續變化和無法被模型化的，因此必須強調變化的可能性。然而，反對派及抗爭者卻不自覺地固定在一種個案的狀况之中，自定規則並固定必要之事，不單僵化了其行為，亦阻止他們利用變化，而不斷升級、以任何代價堅持的做法，亦只是進一步抑制變化與變易的可能性，以致從來既沒有轉化，也沒有策略。

如上文所言，當港人還在斟酌一些條例或法律條文，西方國家還在爭論中國有否違反國際條約的時候，北京早就展開其轉化策略了，這也是一種「上兵伐謀」的手法。此外，當人們在講法律的時候，北京卻在打「法律戰」（lawfare），早已將法律整合於其策略思維之中，甚至將法律「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law），因此要有效應對更不能將自己固定在一種框架或模式之中。由此可見，假如這兩種已分高下的行動思維與邏輯持續碰撞下去，可以預見反對派及抗爭者只會愈激進卻愈失效，並將一併把香港的制度與核心價值葬送在沒有勝算的抗爭之中，最後讓北京與建制坐享其成。因此必須改變目前這種以任何代價堅持的做法，並須充分利用變化，在持續變化中尋找契機。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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