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警方有偏袒護白衣紅衫軍

在官方「九二六社區對話」中，多數發言者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檢討警民關係，調查警察是否濫權、執法不公、親疏有別，觸及「七二一」、「八三一」、「九一五」事件；他們質疑袒護自稱「福建幫」的白衣人、紅衫軍、藍衫人。警民關係緊張，令「街坊派」興起，「監察」警察執法是否公道，守護鄰居平安回家。

暴力行為，已成街頭武鬥的常態。不管是堵路塞車、搗毀公共交通設施（註1），還是以「愛國」之名的「舉旗亮劍」、揮拳打人，或是以執法之名施暴，都傷害曾經引以為傲的、自由的香港家園。

「九一五北角衝突」（下稱「九一五」），是近日社會熱議的話題。許多港人質疑警方執法大傾斜，偏袒自稱「福建幫」的白衣人、紅衫軍，對黑衫人、學生則用武過度。

在良知驅動下的醫護界專業人士（超過500人），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結人鏈舉行午膳集會，高呼「反警暴」的口號，齊唱《願榮光歸香港》。

原制度優勢遵行政中立

香港原有的制度優勢，在於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含言論、新聞、思想、集會、遊行、人身自由），司法獨立的法治，含獨立媒體、壓力團體的民間社會。在自由、法治的基礎上，具有文明社會的秩序文化。

官方脫離民意的「送中案」（修訂《逃犯條例》）（註2），引起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社會抗爭，衍生街頭武鬥，暴力事件頻仍。

暴力行為或可粗分為：黑暴，警暴，武暴（勇武派暴力），網暴，政治暴力（註3）。

警暴之成為熱話題、警方記者會中記者窮追的「要事」，關乎公權力的大傾斜。

警察具有執法的公權力，在場面混亂、複雜多變中，難免有些偏失，公眾或可包容。

但是，警察必須嚴格遵守法律的規範，特別是依循行政中立（本欄向來不稱政治中立）原則，樹立公正的形象。過去的香港警隊，被稱為亞洲的優秀團隊，與此形象有關。

現親疏有別損警察形象

九七後，民眾感到警察變了，近幾年「陸化」更快。在「九一五」，警察是選擇性執法，親疏有別的大傾斜，令民眾（記者、觀察的街坊）質疑其捉人、放人的正當性。

據德國之聲的專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王慧玲認為，「過去幾周的施暴策略，已重創了香港警察的形象」，「當一個原本應該替政府在社會中守護法治與安全的角色，突然變成施暴者時，……影響民眾對政府的看法。」

執法不公的「場景」之一，揮摺椅隨意打人的白衣人、手持菜刀的大漢，未被警察即時拘捕，白衣人還隨警察推進了一段路。有的竟獲盾牌遮臉，避免「上鏡頭」。

寬待紅衫軍未能釋眾疑

「場景」之二，兩個穿藍衫的「福建幫」揮拳毆打一位記者，接着又打一位洋臉孔記者，警察並未立即「止暴」，反而與一藍衫人「搭膊頭」並行，似「七二一」警察與持棍白衣人「老友」狀（註4）。在現場記者、街坊質問「為何不捉他」之後，仍「護送」他們。

拘捕年輕人特別是學生時，卻是快捷的。街坊對此責問並議論對他們用武過度、制服後仍以腳踩頸。

這些「場景」，突顯差別對待。與「七二一」、「八五」（北角、荃灣紅衫軍打人）一樣，警察與疑似黑道（福建幫）的「溫情脈脈」，使在場的街坊質疑執法不公。

在9月16日的記者會上，警方表示已把上述3人拘捕，但未透露拘捕的時間。在場記者提出的新質疑是：為何提他們時稱「人士」，稱其他被捕者為「暴徒」。警方的回答，並未「釋眾疑」，使警民糾結更深。

街坊派監察稱拖鞋革命

香港是資訊發達、開放的國際都市，驅趕記者「關門打狗」的「維穩」一套行不通。官方難一手遮天隱瞞真相，真實的「場景」記錄在記者攝影機和記憶。

非常特別的，「反送中」社會抗爭中有街坊派興起。與和理派、勇武派相比較，街坊派扮演「監察者」的角色更重。

所謂街坊派，是社區居民對社區發生的事十分關心，他們多半緊貼電視看「街景」，發現新的變化便到街上去，或是喊口號附和請願者，或是「監察」警察執法是否公道。

行動是隨意性，覺得要「出聲」時就落樓，有的只穿短褲、拖鞋，有的阿伯更是「赤膊上陣」。

街坊派的興起，衍生「拖鞋革命」的名稱，意即穿拖鞋上街「出聲」。

街坊派場景不平就出聲

從電視新聞看到的「場景」是：

有阿嬸在馬路旁「議論時政」，提醒年輕人小心。

有阿伯問警察：那個打人的為何不捉？

有人守護路過、回家的街坊，發現警察以「非法集結」之名捉他們，便站出來「證明」他們是過馬路的街坊，沒參加示威遊行；在一個地鐵站，一位年輕女子問警察：你為何捉他？我在場看到他未做什麼事，我可做證人。

這一系列的「監察」行為，顯現街坊擔心警察執法不公，一遇他們認為不當行為就「出聲」。此即《老子》言：「百姓皆注其耳目。」這是香港民間社會的又一特點。

獨立思考者良知與真相

香港是自由社會，教育發達，內外文化交流多；新聞、言論、思想自由，又促進人們的獨立思考能力。

大多數有思考能力者，不願做馴服工具，不會輕信官方的宣傳。絕對服從的愚民政策，在香港行不通。

面對「送中案」引發的官民糾結，許多港人都在獨立思考中尋找真相，並以自由、法治、人權等價值觀念「出聲」。發出的另類聲音，往往揭穿欲掩真相的虛假訊息。

例如針對官方對「八三一」事件的辯解，「香港大律師公會九三聲明」指出：

「太子站內拍攝到的視像，顯示防暴警察在無合理的情況下以暴力對待市民，包括向月台上及在車廂內的乘客以無差別的方式施放胡椒噴劑及以警棍毆打，而其後警員離開港鐵車廂時並沒有作出任何拘捕。」（註5）

官民無互信談判和改革

所有的暴力都要停止，社會才能回到正軌：受法律規範、受秩序文化約束。

官方收拾「送中案」殘局，千難萬難。仇恨結得太深，官民、警民之間已喪失互信，許多民眾懷疑官方的誠信。互信已失，撕裂難修。

官方收拾殘局要先從減低敵意、減少公權的暴力開始，建立有第三方（官方和建制、泛民之外）參與的真正對話、談判平台；提出逐步改革的選項，調整利益格局，讓年輕人有參選、向上的階層流動，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

註5：香港大律師公會就警方處理公眾示威的手法的新聞發布

本文原題〈執勤親疏有別民眾熱議警暴〉，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9.9.19，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