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母校拔萃男書院150周年之禮物

《拔萃山人誌︰拔萃校史文集》是拔萃男書院1993屆校友獻給母校150周年之班級禮物（Class Gift）的項目之一，共有三卷。第一卷為輔，為校史論集及相關作品共43篇。第二、三卷為主，為1880年代至二戰前夕香港英文報紙對於拔萃每年頒獎日╱演講日報道的結集。目前第一卷付梓在即，謹書數語於書末，對此書的緣起及內容作一簡介，並向促成此書面世的所有同窗、師友表達謝悃。

冥冥中自有定數

入讀拔萃伊始，我便對這所學校的歷史產生極大的興趣。中六擔任校刊《集思1994》中文部主編，撰寫〈思往事，惜流芳︰施玉麒校長紀念專輯〉（施氏為第六任校長，1955-1961年在位），這也算是我生平撰寫的第一篇「研究報告」。此文後來引起拔萃1958屆師兄們的注意，不僅譯成英文，還於2004年收入《施玉麒校長紀念專輯》，對於2011年施玉麒社的成立也或許不無蝴蝶效應。這些來龍去脈在本卷各篇中頗有述及，茲不贅言。從1994到2004年，我已從預科生變成新科博士，但對拔萃校史的關注也中斷了十年。馮以浤老師主持《施校長紀念專輯》的編纂，不僅促使我修訂舊文，還讓我以師兄們累積的珍貴資料撰成〈知時好雨，潤物無聲︰施玉麒校長傳略〉，為日後替其他校長撰寫紀傳開啟了先例。專輯出版之際，才陡然發現當年正是施校長百歲誕辰，我不禁驚嘆冥冥中自有定數。

《施校長專輯》的因緣，激發我從香港史的視角重新關注拔萃校史。當時，高我一屆的方穎聰師兄正在牛津攻讀博士學位。他雖是數學專業，卻對中外歷史極有研究心得。於是，我常和他討論校史問題。2005年初，拔萃舊生會的歐陽小姐甚至邀請我給一眾師兄弟作一次演講，題為〈博徵厚積，明辨深思︰關於拔萃校史的幾點思考〉。演講內容整理後，與施校長傳一併刊登於《集思2005》，這當然要感謝校刊顧問李滿基老師的慷慨。自此以後，我每年都有校史文稿投給《集思》，至今已達15年之久。這些文章雖皆為我執筆，但主題往往與穎聰商議，初稿完成後也會與他斟酌。因此，將他列為合撰者，是理所當然的事。而馮以浤老師、鄭士弘學長諸位在讀後每每給我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看法，在此深深感恩。

重修拔萃校史

與此同時，《施校長紀念專輯》引起張灼祥校長（第九任，2000-2012年在位）的興趣，邀請馮老師主持重修拔萃校史，由當時仍在就讀高中的劉致滔師弟擔任研究助理。校史工程啟動時，穎聰已執教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我則承乏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儘管兩地相隔，我們還是會竭盡所能協助馮老師。儘管我倆只是敲邊鼓，卻接觸、發現了許多前所未見的史料。這些史料甚為蕪雜，且未必合於馮老師主編《役己道人︰香港拔萃男書院校史》的體例，往往只能割愛。我深覺棄之可惜，於是繼續為歷任校長撰寫紀傳。正因如此，除了生平資料外，我們還先後發現了歷任校長的生卒日期、英文全名、簽名圖檔，並與若干後人取得聯繫，如雅瑟校長（第一任，1869-1878年在位）的曾孫女Marguerite Logie、俾士校長（第二任，1878-1918年在位）的曾孫女Carol Piercy和Angela Ridge、葛賓校長（第五任，1938-1955年在位）的公子Nicholas和David Goodban、施玉麒校長令郎Dr. David Zimmern等（至於郭慎墀校長〔第七任，1961-1983年在位〕的姪兒Keith Lowcock，更是曾與我同處校園的師兄），並獲得他們提供的珍貴資料。

2010年起，我從台灣轉職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公餘對拔萃校史的熱情依然不減。2012年，鄭基恩校長履新未幾，時已任職拔萃的致滔師弟得到鄭校長支持，成立校史館，是全港中學中最早創設的一間。我和穎聰皆不時對館務加以諮詢和協助。舉例而言，拔萃禮堂外的紀念碑上，鐫刻著46位二戰期間從戎捐軀之校友的姓名，但歲久年深，當今世代對這些烈士已罕有所聞。於是，致滔師弟邀請陳耀初師兄、Alan Pong師弟、周家建博士等協力，於2015年在校史館組織展覽”Our Forty-Six: From Schoolboys to Defenders”。由於這些烈士多為歐亞混血兒，而我對香港混血社群的歷史略有涉獵，故而一一為他們作傳。（因傳記版權屬校史館所有，本書不予刊登。）

與黎澤倫校長重逢

回到香港後最大的遺憾，是未能再見郭慎墀校長一面。郭校長於2012年仙逝後，其繼任者黎澤倫先生（第八任，1983-2000年在位）便是最為年高德劭的前任校長了。可以說，當年我為校刊中文部注入更多校史因素，就是得到黎校長的支持。如今校史館的設立，為我們睽違20年後的相聚創造了機會。本卷所收〈情牽拔萃︰黎澤倫校長訪談記略〉一文，就是首度重逢後所寫。〈拔萃木球史略〉則是黎校長主動提出要我撰稿的。此後，黎校長更以英文撰構了〈拔萃禮堂的故事〉、〈拔萃飯堂的故事〉、〈拔萃男生的姓名〉等文章，邀我譯為中文，現皆收錄在本卷。對於本書的編印，黎校長給予了不少關懷。老當益壯的精神，令人感佩。

在黃維樑教授的介紹下，我認識了《大公報》副刊主編傅紅芬女士。一次春茗中，紅芬提出想安排一個名為「香港人與事」的專欄。這不僅觸發我進一步撰寫以拔萃校史為主題之文字的興趣，也為我在《集思》以外多提供了一個發表渠道。〈百年滄海念心香︰英國俾士家族的粵港相冊〉、〈情牽拔萃︰黎澤倫校長訪談記略〉、〈拔萃校史要籍題解〉、〈從校歌與校訓說起〉、〈抗戰前後的男拔萃〉、〈男拔萃的混血校長們〉、〈男拔萃的混血校友們〉、〈拼圖中的昨夜星辰〉、〈福爾摩莎與男拔萃〉、〈八彩交映︰拔萃社堂的故事〉等文，最先都是刊登於此的。

填補香港教育史的一大片空白

十多年下來，這些零零碎碎的文稿已累積了數十篇，卻一直沒有機會重新整理。大約三四年前，我和穎聰發現從1880年代開始，拔萃每年的頒獎日，本地英文報章往往會大篇幅報道。報道的內容不僅包括了校長、主禮嘉賓（往往是港督或輔政司）和會督的演講，還詳細記載了得獎者名單。如此情形，一直延續到香港保衛戰爆發前夕的1941年。這對於拔萃可說是一筆不容小覷的財富。眾所周知，拔萃校園在戰時被日軍徵用為醫院，80多年累積的史料一朝盡毀。這宗資料毋庸置疑填補了拔萃乃至香港教育史的一大片空白。我們認為這數十年間，不止一份英文報紙鉅細靡遺地報道拔萃頒獎日，除了簡單歸因於當時社會新聞不多外，還由於這所學校與眾不同的地位。當時香港中學芸芸，有幸獲得英文報紙全方位報道頒獎日者，僅皇仁、拔萃、聖保羅男校等寥寥數間而已。皇仁以培養官員、公務員為主，拔萃以培養商人、買辦為主，聖保羅以培養神職人員為主，三所學校互補性質顯而易見。由於拔萃當時的營運經費靠社會人士贊助，在報紙刊登具有年度總結意義之頒獎日的相關報道，也是向社會負責之舉。正因不同報紙對同一屆頒獎日的報道內容或有出入，穎聰於是建議申請一筆計劃經費，聘請研究助理來進行輸入和校勘工作。

和穎聰達成共識後，我轉與同窗呂秉權同學商議。秉權以為，2018年是我們1993屆校友畢業25周年，可藉此機會向同學們募款。不久，秉權對我說︰「很多老同學知道你為校史花了很多精力，都很願意捐款。他們都是衝着你來的！」我聞斯言，感動不已。記得2018年9月7日，程中山學弟與我在中文大學籌辦的「風雅傳承：第二屆民初以來舊體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而我那天早上卻不得不趕回拔萃，和鄭校長一起拍攝募款短片。30多度的天氣下，一身黑色西服，真是別有一番滋味……終於，在同窗麥方鈿、曾匡民等兄弟的多方策動下，我們這屆募得港幣300萬元，破了歷屆Class Gift的紀錄。從這筆款項中勻一部分進行編纂工作，已完全不成問題。各位冋窗的鼎力襄助，讓人銘記於心。不過，各位同學認為那近60年的頒獎日報導，內容雖然珍貴，但時代過於久遠，對普通讀者來說畢竟隔了一層，如果有導讀則更佳。於是，我決定將過去十多年所寫關於拔萃校史的雜文彙整起來，增加這套書的可讀性。三卷本的設計，亦由此底定。同窗黃慶凱兄主持現代教育出版社之業務，願意承擔出版工作，真可謂及時雨也。而鄭校長、黃永師兄及歐陽英傑、呂秉權二位同窗的序文，實在讓本書生輝不少。

了解首任校長雅瑟

2018至19年度，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臨行前，香港大學歷史系的教育史專家招璞君教授告知，在台灣若有機會，可與David Oakley的家人聯絡。這不由令我想起一段往事。十多年前，我上網看到一位Marguerite Logie女士上傳了前所未見的首任校長雅瑟的中青年照片，於是致函向她詢問。她說自己是雅瑟校長的曾孫女，拜託在台灣的一位David Oakley先生撰寫家族史，所有家族資料都交給他了。我與David Oakley取得聯繫後，他說自己掌握有關雅瑟校長的資料不少，並告知校長的確切出生日期。數年後，我再致函相問，卻不獲答覆。直至與招璞君教授談及此事，才得知David Oakley已於近年去世，他的相關書稿卻尚未出版。赴台後，我與長期供職出版界的田運良教授聊天，才知道David Oakley的另一本著作《異鄉‧家塚：打狗外國墓園的故事》，正是由運良兄負責出版的。在運良兄的協助下，我與Oakley夫人龔敏如女士取得聯繫。龔女士告知，我問及的那本書叫做《福爾摩沙的洋人家族︰希士頓的故事》（A Family in Formosa: The Story of Robert John Hastings），目前正安排中譯，交付高雄文化局出版。後來，我有幸拜讀此書，才知道裏面有專章談到雅瑟家族，對雅瑟校長的生平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這些新知，都已吸納到本卷的雅瑟校長紀稿之中。這是冥冥中又一次殊勝因緣。

本卷編排的過程中，先蒙呂秉權兄邀請中學學長、著名漫畫家尊子先生為八位校長製像，後又得鍾宏安兄悉心投入編排及美術工作。中學二年級時，宏安邀我一起編製班刊。想不到近30年後，我們竟能再度攜手合作。宏安多才多藝，篇章架構的調整、內容的增減，書名的設計，他都有許多有益的想法。舉例而言，賽克思校長載記，便是宏安建議增補的。至於製作年表，用馬賽克風格造為八位校長造像，以及細部的選圖、排版，宏安都在公私兩忙之餘，不計回報地親力親為，令人感激不已。

對於拔萃校史純屬業餘興趣

拔萃是所謂「傳統名校」，令許多家長、學子趨之若騖；但它又不過是一所中學，在許多人眼中事不涉己，相關研究也似乎微不足道。十多年前，一位「恨鐵不成鋼」的師長看到我幾篇拔萃校史的拙文，說道︰「你都博士畢業了，還時時對中學念茲在茲。難道你現在仍需要挾中學以自重，顯示自己有多厲害嗎？」我聞言後哭笑不得，深覺拔萃人自身和社會對於這所學校的某些觀感真是「一體兩面」，師長輩也未必能免俗。然而，我和穎聰關注拔萃校史，固然始於學生和校友的身分，卻也只是一個肇因。隨着在學界的長久棲居，我們已習慣以更抽離、更客觀的眼光來觀照這所學校，而非為追憶自身之舊遊、鼓吹母校之休明。何況晚清之世，情況與現在迥異。當時香港還沒有大學，許多高居津要者都只是中學畢業的學歷。如前文所言，皇仁、拔萃、聖保羅三所中學，乃是十九世紀香港社會的三個教育重鎮。拔萃的校史，就是香港史的縮影，亦即所謂微觀歷史（microhistory）吧。近年來，香港中學校史的著作一部接一部的問世，似乎證明我和穎聰當初的固執未嘗不是擇善──縱然我們兩個都沒有在歷史系工作。

由於穎聰和我各自有許多教研任務，對於拔萃校史純屬業餘興趣。自身時間精神有限，加上考慮到讀者的背景，我們的成果多數是中短篇散文形式。由於諸篇撰寫時間不一，這次整理主要以修改明顯的訛誤為主，兼及錯別字，其餘一仍舊觀。無法進一步修訂內容，與時俱進，雖遺憾也不得已。還望讀者見諒。

其次，多年下來，我們發現學界縱然對這些文字漸有關注，但徵引內容時往往不註明出處：是否因為散文（而非正式論文）的體裁不合於學術規範，所以也就不足掛齒，不得而知。雖云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但看到多年的努力成果遭遇如此對待，畢竟不是滋味。因此，我除了將現有散文結集外，也終於開始撰寫論文。發表在台灣《思與言》2016年6月號的〈混血兒的身分認同與價值實現：香港報刊內外的施玉麒〉便是首度嘗試。2018年8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宣讀〈興衰女仔館：香港雙語教育史的一隅〉，則是再接再厲。形勢比人強，不想「不務正業」也沒有辦法。當然，這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