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政治體系，所以並沒有三權分立

問：如果現在北京宣布一國兩制在2047年後再延期50年，您認為這樣對香港社會的影響能否起積極的意義呢？

答：如能這樣，那當然最好，但我不相信北京會這樣，因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現在的政治處於一個不穩定的情況，我覺得他們將視這為不負責任的處事方式。如果中國隨便就香港的未來政治體制作出一個長遠的承諾，一來未必符合國家的利益，二來亦未必被大眾視為一種負責任的做法。不要忘記，北京也有很多人認為當年實行一國兩制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們一定要平衡負面的看法，所以我認為我們香港剛剛經歷一場浩劫，需要時間，在塵埃落定後，大家才有一個比較平靜的心情去討論2047年後的事情，現在仍不是時候。

香港有三權分立是政治不正確

問：這幾天關於三權分立的問題成為社會爭論的熱點，一方面從歷史的角度看，香港到底有沒有三權分立，到底哪一方是正確的？另一方面，香港剛剛經過一場動盪，現在相對平和，為什麼非要在這個時候提出這個具爭議性的問題呢？

答：我覺得有兩種看法，我個人認為現在是韜光養晦的時候，甚至是臥薪嘗膽的階段，要休養生息，培養我們的心靈，但有人卻認為現在正是時候更強硬地去把香港拉回正軌。

三權分立，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局要把這個課題刪除，因為政治不正確。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政體，互相制衡、司法獨立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你說沒有三權分立會重新觸動某些人的神經，這是一國兩制根本上的矛盾。當一國出現危機的時候，你希望去強化一國，結果變成矯枉過正，使得信任兩制的人感到不安，我們一直這樣地左右徘徊，在這個問題上徘徊。當你的兩制強過一國的時候，一國擔心了；一國強的時候呢，兩制又擔心了。這是一國兩制根本上的矛盾，我們必須接受這個根本矛盾將會永遠存在。

香港沒有三權，一直也沒有的，在制度上是沒有三權分立這回事，因為我們的權力全是來自北京。當說道三權分立，有人可能意識到這是不是用來制衡中央呢？但沒有這回事，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政治體系，所以並沒有三權分立這回事。然而，如果你問我們有沒有三權分立的精神呢？我們是有的，在內務管治上我們是有三權分立的精神，即是透過權力的分隔或權力的分工有互相制衡的元素，所以你說有三權分立，或沒有三權分立也可能是錯誤的，因為我們在中間，有三權分立的好處，但沒有三權分立的政治體系、體制。

全民不是一心

問：全民檢測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計劃，一個很好的理念，如果能把這個計劃和恢復正常生活相結合，成功的機會應該更大些。但是，老實說，我未曾看過政府在宣傳上把兩者結合，只是告訴我們需要檢測，但檢測的目的是什麼呢？你希望家中的小孩能返回學校上課嗎？你希望到餐廳吃飯嗎？你希望和朋友見面嗎？你希望經濟活動恢復正常嗎？這些是推行全民檢測的原因吧，但我並沒有很清楚地看到這些信息。這是否和政府的管治不力有關呢？

答：一直以來，香港特區政府在宣傳方面和解說方面均有缺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全民不是一心，樣樣事都有人反對的時候，你又很難去做一些很強硬或很勇敢的決定。香港社會現在最重要的是需要回歸到一個共通點，我們才可以繼續向前行。

至於抗疫問題，這是專家的意見，香港在這方面其實已比其他國家做得成功。我們只可以二選其一，又要健康，又要回覆正常生活，這未必可以一時之間做到。隨着疫苗的出現，我們第三波疫情平覆下來，相信我們可以盡快回復正常。如果要完全恢復正常並不可能，因為這個病毒將長期存在，我們只能盡量恢覆最貼近正常生活的階段。

未來27年的最好情況和最壞情況會是怎樣呢？

問：最後一個問題，雖然中央暫時未有宣布香港會否在2047年以後繼續實施一國兩制，但我們仍有27年的路要走。從過去23年走過的路來看，您認為未來27年的最好情況和最壞情況會是怎樣呢？

答：以我的判斷，北京現在堅持一國兩制只是一個信用問題。如果我們可以將這個信用問題轉化成一個有利於國家的問題，我們延續一國兩制至2047年後是有幫助的。我們的目標是要令到國家認為一國兩制的延續有利於國家利益，並不是單單是一個信用問題。

很可惜，我們正在走相反方向。我們香港人現在的表現令北京覺得沒有一國兩制比有一國兩制的好。不知道大家仍否記得，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曾說，「如果香港是這樣的情況，一國兩制不要也罷」，你想想這是一言中的。北京現在只是礙於國際信用問題來維持一國兩制，當北京認為一國兩制對整體國家利益有利的時候，我們便有條件令北京宣布2047年後繼續實施一國兩制，我們應該繼續向這方面努力。

（如果是最壞的情況，未來27年將會怎樣呢？）最壞的情況也是現在有很多人的說法，不要一國兩制，一國一制便算了，但我覺得現在北京不會這樣說，北京現在的看法是將大灣區更貼近香港的制度，不是把香港定於大灣區之外，所以暫時來說我們仍有機會繼續努力。

（這點是非常好，請您說明多一點。我也看到一個希望，就是大灣區多貼近香港，這樣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例如：我們現在討論的，大灣區在發展經濟方面能否引用同一套香港普通法民事法律呢？刑事法律做不到，但民事法律可不可以統一？甚至乎民事的司法調解可不可以用上同一個制度呢？令整個大灣區可以像香港一樣，成為一個經濟中心、金融中心。我想這些是值得我們探討的，而這也是我們香港的長處。我們可以利用香港的長處跟大灣區互補不足，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不幸的是，我們民主思路最近所做的民調顯示，相反地大家對大灣區的期望愈來愈低，也愈來愈缺乏興趣，所以香港還要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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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寧榮

大學教授、資深媒體人，現任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大灣區發展），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總監、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推動成立中國商業學院暨企業研究院，並出任創院院長；專注政經趨勢與全球化、教育創新與領導力、戰略與品牌管理、營銷與商業傳播。他曾任職中美兩國多家媒體，長期觀察中美關係和全球發展趨勢，兩次全程採訪美國大選。出版紀實、評論和學術作品5冊。他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裡斯托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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