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堯校長：走進人群，培養世界公民

平易近人的公共形象，使香港中文大學（下稱中大）沈祖堯校長在外風評極佳，獲「最受歡迎校長」美譽。甚至有評論認為，沈教授為中大重新注入人文氣息及關懷：上任後，校方不再公布畢業生薪酬，又推出「I．CARE博群計劃」，希望為愈來愈追求量化、追求排名的高等教育界，帶來多一份關社的、人性化的面貌，鼓勵師生多面向人群，走向社會。

他一直堅持，大學不應盲目追求排名，大學要把更多的資源放在教學方面。在今天事事量化、講排名、講籌款、講論文數量的學術行政界，可謂一個異數。

沈祖堯教授認為，校長高高在上的看法已經過時。隨着時代轉變，大學校長由上而下管治師生的概念已經不存在，就算在外國都是一樣，校長一定要走進群眾。

正因如此，即使校長一職為沈教授帶來繁重的工作量，他仍堅持繼續教書、看門診，閒時又會遊走校園。「看門診的時候會有學生坐在身後觀察，甚至會在我指導下讓他們嘗試練習觸診；昨晚，我又穿着牛仔褲和T恤，走過學校泳池那邊看他們游泳。我覺得在不同位置的人，其實不需要很大的隔膜。」

走進人群，為的是要盡量地了解眾人的想法。「大學就是社會縮影，所以我需要明白社會內各持份者的思考方式，以及他們當前面對的問題。如果我沒有到前線教書，我就不能明白學生們的想法；如果我不使用社交網站，就不會知道他們現在有興趣的是甚麼。」在沈校長的眼中，這並非甚麼公關的伎倆，而是一個在位者需要去做的事情。

談到中大，記者表示在僅有的經驗中，中大學生往往最能體現多元思維的實踐。沈校長解釋，這是基於兩個主因：一、人文學科與工商學科佔比各半。沈教授認為人文學科在中大佔得比較重，自然就會不停衍生出新的價值觀，令校園成為學習不同人文精神的福地，而這亦是全人發展的關鍵環節。「就算我自己是醫學出身，是一個科學學者，我仍然覺得人文思想及精神是重要的。一個醫生只懂執刀、開藥、行醫，卻忘記病人本身也是一個人，不考慮病人的感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另一方面，校長認為此與書院制的教育模式亦有關係。沈教授十分強調書院制中有關實踐人文精神的元素。他指出，在起初的時候，新亞、祟基兩個書院與中國人文思想及宗教思想有很緊密的關聯，認為書院是以另一個角度去展示人文關懷。「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曾說：『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祟基亦有濃厚的基督教精神。我相信，即使在中大成立以前，書院已是一個很好的土壤，促進多元思維在學校植根。」

大學三改四，中大新建了數個規模較小的新書院應付學生數量增加，而新書院的出現，亦對原有制度及思維帶來不少改變。沈校長於這幾年的觀察是，新書院本身是一個規模較小的社區（community），所有人都認識大家，都住在書院裏三、四年，師生之間的關係是更緊密的。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一星期有三、四餐在飯堂共饍，但學生們普遍喜歡這種更緊密的感覺，這也是很多新同學希望選擇新書院的原因。

但與此同時，這也衍生了很多校方以往沒有考慮過的問題。例如因規模所限，新書院在資源上會不及傳統大書院。沈教授舉例指，崇基有自己的圖書館、運動場、音樂廳等，這些都是新書院現在難以提供的。

「有人會覺得這方面對小書院不公平，而我自己的看法是，『公平』不代表每樣資源都要平均一式一樣地分配。『大小不一』的書院模式，可能會令一些人覺得新書院會被冷落。但這也是一個社會縮影：將來出來社會，也總會有大公司及小公司，這又是否代表小公司就一定遜一籌？我認為不是。所以引進不同方式的書院，其實對於同學的學習，也是一種幫助。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學習如何共享校內資源。」

目前，中大沒有再興建新書院的計劃，沈校長認為，書院終歸也需要一個關鍵人數（critical mass），才可以健康地運作及發展。如學生人數再上升，校方暫時初步傾向增加新書院學生的數量應付。

校內不時都會發生爭議事件，對管理層的挑戰可謂不少，而中大又是人文學科搖籃，在多元思想以外，亦代表着不同價值觀的對壘。面對多變的校園，沈校長一直強調大學的社會性，認為學校的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的反映。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中大作為亞洲一流學府，自然也要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一方面，在全球院校追逐排名的潮流中，人文學科正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另外，本地研究亦彷彿愈來愈不受重視。在這方面，沈校長一直有自己的堅持：「我覺得有些項目是無法量化的，西方有一句名言：『不是所有可數的事物都是重要的』（Not everything that is countable counts）。有些東西是數不到但是重要的， impact factor等是很易量化，但又是否代表只是需要這些東西？」

沈校長希望，大家看看外國一些著名大學可培育出怎樣的人才，他以耶魯大學為例，儘管不是全美第一學府，但歷來培養出多名美國總統及偉大領袖，令耶魯大學一直深受外界尊重。然而，這些深厚的歷史及人文資源，在現今講求量化計算的排名機制內，未必有很大幫助。

沈教授又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政策來做說明。他指出，當年UGC曾提出要將研究經費按照研究成果來分配至不同院校。當時他的第一個反應是，人文學科可能會愈來愈弱勢，因與各理工學科比較，人文學科可以產出的研究及經濟效益一定較低。

最後在各大校長爭取下，UGC將政策微調，將若干部分的研究經費撥歸人文學科專用，以免產生「將橙與蘋果比較」的不合理現象。沈校長對政策的敏感觸覺，讓他得以在全球化趨勢與院校全面發展之間，嘗試為中大取得一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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