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偶然與必然──金庸一生中交織着的偶然與必然

以創作新派武俠小說而知名中外的香港作家金庸（本名查良鏞），於2018年10月30日下午在香港養和醫院含笑辭世，親友在旁，積壽94年。

內地網媒相關的報道、社交媒體上的議論，隨即鋪天蓋地而來，內地都市報亦以罕見的六至十個版位的篇幅，講述金庸筆下的江湖，其亢奮的狀態遠遠超過香港的報章。金庸喪禮按生前意願以私人方式舉行，中央集體領導人送來花圈，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等。新華社的新聞稿稱，金庸在香港回歸的過程中作出了貢獻。新華社所指的，當是金庸以報人身分的活動，而非武俠小說家的身分。

金庸曾說：「《明報》是我的畢生事業與聲譽。」對廣大的內地讀者來說，很多人還不知道金庸大俠就是香港《明報》的創辦人，更不知道金庸開筆寫武俠小說是在玩票的情況下進行。歷史的發展，雖然有必然性，卻往往帶有偶然性；金庸的一生，交織着必然與偶然。

與香港報業結下不解之緣

金庸是浙江海寧縣人，生於1924年，金庸的童年與青少年期，是在抗日戰爭中渡過的。1937年「七七」事變後，戰火波及浙江，金庸隨着嘉興中學師生徒步遷入西部山區上課，過着漂泊流徙的生活。戰爭把金庸訓練得很大膽，他唸高中及大學時，曾接受軍事訓練，會開槍、擲手榴彈。抗戰時曾踏自行車走千里路，從浙江到重慶唸大學，途中日軍炸彈就在車旁炸開了一個大洞。流徙的生涯，強化了金庸的民族感，也豐富了金庸的見聞和文學修養。他曾在西南窮鄉僻壤生活了兩年，那是苗人漢人聚居之地，人人都是天生的歌手。冬日晚上，漢人苗人圍着火堆，邊烤紅薯邊唱歌。金庸就用鉛筆一首首地記下來，記了三大冊共1000餘首。中國民歌這種富有民族特色的文體，豐富了金庸的文采，在他日後撰寫小說和撰寫政論文章方面，都能用得上。金庸分析自己所寫的《書劍恩仇錄》能夠受到不同文化水平的讀者歡迎，正是作品具有民族特色的原因。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金庸考入杭州《東南日報》做記者。1947年，金庸考入上海《大公報》，1948年被報社派去香港，參加香港版的籌辦工作，在香港《大公報》前後工作了十年，由此便與香港報業結下不解之緣。

據金庸在《大公報》的上司副總編輯羅孚（本名羅承勛）的兒子羅海雷撰寫的〈查良鏞與《大公報》的小秘密〉一文披露，當年老闆胡政之從天津、上海、重慶三館調派20人到香港，名單上並沒有金庸。羅海雷說：「名單裏面的一位上海同事，當時剛剛新婚燕爾，不願勞燕分飛，這個苦差事只好讓查良鏞代勞。」

金庸撰寫武俠小說的契機

金庸筆下的江湖人物，往往有許多奇緣，一個偶然的因素，就改寫了一生的發展。金庸本人也可如是看，金庸到香港是命運的一大轉折，這一轉折，原來也是出於一個偶然。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當時香港《大公報》可以內銷大陸，但是一如其他內地報紙，報道朝鮮戰事受到嚴格限制；《大公報》為了及時報道戰爭消息，爭取香港讀者，於是籌辦另一份政治旗幟並不鮮明的《新晚報》。同年金庸辭職，北上外交部求職，基於家族及無黨派背景，無法叩開外交部的大門。金庸外交官夢碎後，回港企圖重返《大公報》，卻受到報社部分員工的阻撓，報社領導愛才，把金庸調去《新晚報》，這才有了參與撰寫武俠小說的契機。現在回頭看，這一連串的機緣巧合，隱隱然為金庸打開了一條方向。

新派武俠小說的源起，坊間各有說法。最早最權威的說法，見諸當事人梁羽生1956年9月7日在《新晚報》的一篇文章。梁羽生本名陳文統，是金庸在《大公報》的同事，面對着面辦公，工作之餘，經常在口頭上比劃詩詞武功，大談招式人物。梁羽生憶述：「……吳、陳拳賽之後（筆者按：即1954年1月17日下午四時，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與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在澳門比武，5000香港人前往觀戰，比賽只打了幾分鐘，以吳公儀一掌打得陳克夫鼻子流血而終止。），我和金庸、百劍堂主（筆者按：百劍堂主即《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凡）三人同在一室工作，《新晚報》的總編輯羅孚兄是我們很熟的朋友，有一天（筆者按：應是比賽後第二天）他匆匆跑來，說道，我要一段武俠小說，後天交稿，你們必定要替我想辦法！我們三人，誰都沒有寫過武俠小說，但不寫又不行，後來我們開玩笑的成立一個協定，每個人都要替《新晚報》寫一部。三人中百劍堂主是老大哥，金庸兄比我大一歲，算是二師兄，按武俠小說的規矩，薑是老的辣，最老的那位總要到最後才出場，於是便排定了登場之序，由我打第一炮，接着是金庸，百劍堂主則橫劍鎮住陣腳。」

三天後即1954年1月20日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在《新晚報》見刊。梁羽生這一番說話過於謙遜，內容不盡可信，但至少也反映出三人起初對寫武俠小說，是抱着玩票不恭的態度，沒有想到日後作品可以登上文學殿堂。事實上，五十年代香港以大報自居的報紙，不會刊登武俠小說，認為不入流、不夠格；內地則以寫實文學為主，更沒有武俠小說的生存空間。

梁羽生以其對歷史詩詞的學養，以義和團為背景、以寫意手法寫出了武打的《龍虎鬥京華》，聲名立時大噪，報紙只要刊登梁羽生小說，必然有銷量，一改香港報章對武俠小說的態度。

首篇連載小說──《書劍恩仇錄》

1955年2月8日，《新晚報》在第一版刊登啟事：「……今天起增加兩個新的連載：其一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書劍恩仇錄》第一集在1955年2月8日《新晚報》刊登。

金庸在1955年10月5日《新晚報》〈漫談書劍恩仇錄〉中這樣回憶他開始以金庸為筆名寫武俠小說的緣起：「八個月之前，《新晚報》總編輯和『天方夜譚』的老編忽然向我緊急拉稿，說《草莽》已完，必須有『武俠』一篇頂上。梁羽生此時正在北方，說與他的同門師兄『中宵看劍樓主』在切磋武藝，所以寫稿之責，非落在我的頭上不可。可是我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啊，甚至任何小說也沒有寫過，所以遲遲不敢答應。但兩位老編都是老友，套用《書劍》中一個比喻，那簡直是章駝子和文四哥之間的交情，好吧，大丈夫說寫就寫，最多寫得不好挨罵，還能要了我的命麼？於是一個電話打到報館，說小說名叫《書劍恩仇錄》。至於故事和人物呢？自己心裏一點也不知道。老編很是辣手，馬上派了一位工友到我家裏來，說九點鐘之前無論如何要1000字稿子，否則明天報上有一大塊空白，就請這位工友坐着等我寫。那有什麼辦法呢？於是第一天我描寫一個老頭子在塞外古道上大發感慨，這個開頭下面接什麼全成，反正總得把那位工友請出家門去。」

《書劍恩仇錄》報紙上的第一篇就是這樣開始的：

第一回：「塞外古道上的奇遇」篇首道：「『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泣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啼血。誰共我，醉明月。』這首氣宇軒昂、志行磊落的《賀新郎》詞，是南宋愛國詩人辛棄疾的作品。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騎在馬上，滿懷感慨地低低哼著這首詞。這老者年近六十，鬚眉皆白……。」這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者，在現實的生活當中，就是坐在金庸門外賴着不走催稿的老工友！

金庸性格好勝，眼看梁羽生短短一年便名利雙收，自是手癢難耐，恰好有了梁羽生歇息停產的機會，即不失時機的站到了幕前。雖然梁羽生珠玉在前，亦掩蓋不了金庸的鋒芒，一時梁金並稱，馳騁江湖。

金庸一生中交織着的偶然與必然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