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型經濟
未來社會勢將由知識主導。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佔發達國家工作人口一半,增長速度更將成為工作人口中之冠,這將如何改變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對未來政治又將有何影響?
若與經濟相比,這對整體社會的影響較大。知識工作者具有專業知識作為「人力資本」,本身即為資本家;另一方面,互惠基金及公積金的股份,知識工作者佔大多數,亦屬資本家身份。
此輩在工作上與工作夥伴合作,只論資歷之深淺,而無上級與下屬之分。歷史上,不少職業的工作崗位都有性別劃分,但知識型工作則無分男女。與性別相關的固有優厚待遇,在知識型經濟中較為次要。
知識取勝經濟
知識無分界限,跨越疆界,原則上,任何人只要具備知識,都有望出人頭地。在知識型社會中,機構或個人均須面對激烈競爭,即使以地方市場為服務對象的機構,但由於顧客易於搜羅世界各地知識,亦必須具備國際競爭力。
隨着教育日漸普及,知識工作者須與知識水平相當者競爭,各地政府為保障本國知識工作者的利益,往往採取發牌或限制外來移民等措施,以但科技逐漸發達,將有利於電子網絡平台的交易,要保障此輩利益毫不輕易,畢竟顧客流動趨勢已成,不能逆轉。
知識雖然有助員工履行某些職責,卻無法保證工作表現合乎理想;須知掌握知識不難,但有知識不等於定能成功,知識工作者各有優劣成敗的表現,並非單靠擁有知識或技術知識。
種種「軟性技能」(soft skills),諸如是否開朗積極,善於與人合作,以至毅力、常識、解難及克服逆境的能力,全都至關重要,此等條件從前統稱「德行」,從前哲學家相信可透過鍛鍊而獲得,一如培育個人品格。
適者生存世代
高程度知識工作者古已有之,例如醫生、律師、科學家、神職人員、教師等,然而放眼未來,知識技術專家(knowledge technologists),仍須依靠雙手工作,及運用大量透過正規教育(非學徒制)所獲知識的一類工作者,勢將在工作人口中佔主導地位。
縱然人手作業佔大部份工作時間,這類工作者自視為專業人士,而非任由上級驅使一族,由於知識無分階級,他們自然期望獲得應有尊重。他們對工作的自覺性與專業知識使他們構成團結及組織完善的群體。
他們對自己確認的身份往往令同行之間關係宻切,看重彼此關係尤甚於工作本身,是以雖有轉工現象,卻甚少改行,對同行口碑的重視程度尤甚於僱主。
知識容易過時,這類工作者須靠持續進修更新知識。既以知識為本,即使技術高度專門,在行內的流動性也極高。知識技術專家固然看重金錢,卻未至於凌駕工作表現和成就感,個人專業也被視作其終身職志。
只要達至教育普及,知識型社會的向上流動性足以帶來無限機會,任何阻礙向上流動的事物,都會被視為一種歧視現象。而良好表現和成就,更可兼得金錢報酬與社會地位。
競爭造成壓力,卻是知識型社會向上流動性的代價,在學習階段已經出現,令人產生抗拒。要在充滿競爭的社會中促進競爭,保持學習興趣和熱誠,無疑是一大挑戰。
自從1970年代以來,新科技發展傾向惠及知識在握的一群,教育程度較高者工資升幅遠高於程度較低者。目前經濟不均現象日益嚴重,學生與年輕工作者面對的競爭日趨白熱化,背後主因即在於此。
Charles Murray所著 Coming Apart一書正好一語道破,指出白種美國人所以陷入經濟困境,源自破碎家庭與單親家庭的趨勢。出身這類家庭的子弟,日後的社會向上流動性看來將大打折扣,在低收入以至中等入息家庭中尤其嚴重;高收入家庭所受影響遠低於此,子女表現較為優異,平步上進。
富有兼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較能為子女籌劃未來,形成富豪政治(plutocracy)的不良影響。近年有關跨代流動性議題,例如芝加哥大學赫曼教授(James Heckman)對幼兒教育的專題研究以及美國史丹福大學Raj Chetty教授對鄰舍環境的學術研究,均特別強調這兩方面對促進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
餘暇自主新風
近兩個世紀以來全球的經濟繁榮,一直有賴各地生產力持續增長之勢,市場帶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更有助改善人類健康,延長壽命,並促進自由和流動性。知識型經濟壯大的特點,就是人們工作賺錢的時間日短,而用於追求知識和享受餘暇的時間日長。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教授(William Fogel)曾對1880至1995年期間,美國一般男性戶主每年日常生活的時間分配作出估算(表1)。睡眠、飲食與個人衛生、日常雜務、上下班交通、生病等方面大概變化不大,至於工作賺錢的時間,1880年每日平均為8.5小時,1995年之際則銳減至4.7小時,預計2040年更進一步減至3.8小時(註:平均以一年365日計算,其中包括週末及公眾假期)。
可供餘暇活動的時間則由1880年每日1.8小時,增至1995年每日5.8小時,預計在2014年進一步增至7.2小時。不過餘暇一詞也許未夠貼切,皆因其中時間未必都用於享受與(結伴)學習,部份或會用於照顧別人或義務工作方面。工作多屬無償性質,改用「無償志願工作時數」(voluntary work hours)相信較為合適。
若加入人口預期壽命自1880年以來的增長數字,則人人終身可支配的時間,整體上亦有增加。其中有部份乃非自主支配時間(non-discretionary time),皆因睡眠、飲食、個人衛生和日常雜務方面,均是必須撥出的一定時間,然而個人一生之中的自主支配時間,則可望大幅增加(表2)。
一般美國人一生之中可自主支配總時數,估計由1880年的229500小時,增至1995年的298500小時,2040年預期進一步增至321900小時;此等數字仍有可能低估了。值得注意的是,一生中賺錢工作時數將由1880年的182100小時,減至1995年的122400小時,預計於2040年更大跌至75900小時。估計一生中無償志願工作時數,由1880年的43800小時增至1995年的176100小時,2040年將進一步跳升至246000小時。
將來,一般人每日可自主支配的時間分配,僅有四份之一用來工作賺錢,而四份之三則在無償志願工作,下一世代更為關注賺錢工作以外的個人興趣,精神上滿足感的重要性,勢將等同於物質上的滿足感,甚或尤有過之。
人到中年,知識專業人士往往在經濟上停滯不前,在努力工作賺錢一環,大概已臻頂峰。若這類工作者無法另闢個人與群體天地,培養志願無償工作的興趣,則會出現問題。對志願無償工作的興趣,令他們有機會於個人或精神層面再作發展,甚至作出貢獻,獲得成就感。
多元社會政治
社會上最終權力來源只得一個,亦即中央集權政府,這是現代社會與政治理論宣揚的道理。社會上普遍視一切社會問題與難關,都可以亦應由政府處理,這一信念在1960年代亦普遍獲得認同;20世紀的前半期,由單一的政府機關獨攬大權已成主導。
然而中央集權之勢現已逆轉。Moisés Naím在其所著The End of Power一書中,作出如此觀察:「從會議室到戰場,從教堂到國家,為何主持大局已今非昔比。」知識型經濟產生出全新的多元社會(pluralist society),由專門知識工作者主導,而他們在個人與精神層面各有信念和興趣。
這類工作者的權力,部份源於其完善的組織與聯繫。其中很早出現,且具備完善組織的非政府群體,就是商界企業,他們透過市場經濟建立起良好的聯繫。各大學也日趨自主,儼如一座座生產知識的獨立城堡;社區組織(主要為非牟利組織)則形成社會上的第三部門(third sector)。
組織的力量,在於其單一目標的特性,若要現代多元社繼續進步,則必須保存這個優點,進一步分工,加強其專門特質,才能不斷提高其生產力。無論大學、醫院、教會、企業、慈善團體,或任何協會等等,均須自主經營,專注本身任務及使命,方有動力。
歷史證明,近150年來,論業績表現,向以任務為本的自主機構獨佔鰲頭。一旦脫離營運焦點,優秀業績就難以持續。「萬能」政府表現所以每況愈下,正因凡事必管,缺乏焦點。
對於商界組織,市場的作用在於通過價格機制,處理矛盾沖突。價格能夠提供信號兼誘因,將資源導向社會所需的途徑;但對於調解非牟利組織之間的矛盾沖突,除非資源來自其服務的顧客,否則政治必然是唯一的化解機制;非物質利益不經市場交易,自然無共同貨幣可言。若政府為非牟利機構的主要資助者,採用顧客代用券不失為更明智的安排,勝過直接向機構撥款。
單一議題利益團體日漸主宰政治過程,加上為求自我膨脹和壯大實力,不惜將本身價值凌駕於公眾利益。要防止多元特性對社會造成破壞,如何平衡公眾利益與非牟利組織的特殊目標,乃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先前出現的各個多元社會終歸毀於一旦,無疑是忽略公眾利益的結果。為免歷史重演,所有相關機構的主事者,必須冲破機構樊籬,從整體社會領袖的角度去辦事。
因時制宜之道
在知識日趨密集的同時,未來新社會將變得更為專門化、多元化,有可能再衍生出眾多機構團體,或多或少各具自主特性,各設領導、管理層,以及特定工作範疇。這是機構的實力泉源,社會亦須趨向多元,其中主要挑戰,在於如何保障實力,免受自身的破壞力拖累。
以史為鑑,足見利益分歧的破壞力。自從各地社會實行工業化以來,農業漸走下坡,引起廣泛保護農業主義,製造業亦如是,衰退更勢將持續,亦引起了相關保護主義,一般透過補貼、配額,以及種種規管措施加以保護。因此,在向知識型經濟過渡期間,可以預見各國將大舉推行規管措施,保障沒落行業。我們能否避免重蹈覆轍?
當知識技術專家當道,將形成社會上一股政治勢力。他們既為學成專門技術而付出重大投資,成為人力資本家(human capitalist),自然渴望保障其投資價值,但面對全球競爭,他們不會抗拒當局制訂保護主義的規管措施與法規,結果削弱有助調解各團體與組織之間的矛盾的市場機制。
在全球一體化的形勢下,當政者的目光必須超越機構以至國界局限。活在21世紀,必須具備環球視野,箇中要求已超越「在自利的同時避免損害他人」的基本社會責任;新世代的多元性更講求公民責任,亦即在追求自身利益之餘,亦須為社區作出貢獻。
究竟要實施何種嶄新政治模式,方能平衡公眾利益與個人利益,至今尚未分曉。與此同時,世界各地政局卻已每況愈下,還須假以時日才有望擺平。
參考文獻:
Robert W Fogel,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Moisés Naím, The End of Power, Basic Books, 2014.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Crown Forum, 2013.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