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先拔頭籌看天下大勢（三之一）|張五常

編按：本文為張五常教授於2017年2月25日在「博學大講堂」的講話內容，內容豐富，本社將分三篇刊登。

今天我81歲了。年多前，我年屆80，科斯在美國創辦的學報要為我出版一期專輯，邀請一些行內朋友為文評論我在學術上的貢獻。當然是恭維的話。西方的學術有英雄主義這回事。只要能活到80，在學術上的貢獻不太差，朋友們就會給你來一趟英雄式的文賀。

該期學報也邀請我寫一篇關於自己的求學與研究歷程。我於是從年少時的中日之戰與饑荒時日說起，到求學屢試屢敗，到在美國屢遇明師。近24歲才進大學讀本科，比同學年長六歲，但升為正教授時卻比一般升為正教授的年輕了八歲。大恩不言謝，當年在美國悉心指導我的大師比我知道的任何人多。

我在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幸運之神讓我在1969年從芝加哥大學轉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遇到今天也剛好坐在這裡的巴澤爾。他和我日夕研討了13年，給我鼓勵無數。巴兄曾經在自己的學術傳記中寫下，當1969年到西雅圖時，我已經是經濟學行內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第一把手了。是誇張的說法，但今天回顧可沒有誇張得太甚。去年我對巴兄說，當年的哈佛、芝大等的經濟系雖然名滿天下，但回頭看他們的實力應該比不上當年的西雅圖華大。巴兄的回應，說如果是指產權及交易費用這兩方面的經濟學，我說的應該對。我給巴兄的回郵，說如果不論產權及交易費用，經濟學沒有什麼值得學。

1990年，曾經是華大經濟系主任而後來獲諾獎的諾斯在一本書中提到，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華盛頓大學路向，而我是該路向的創始人。這就是今天一些人說是有機會歷久傳世的華盛頓學派。這學派當年的主要搞手只有三個人：諾斯、巴澤爾和我。可惜1982年諾斯和我皆離開了西雅圖華大：諾斯轉到另一間華大，而我則轉到香港。

從研究中國說起

我到港大任教職是科斯催促的。那是1980年。他說中國可能真的開放改革，認為我對經濟制度的運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而中國要改可能不知道怎樣改才對。我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改進社會，但想到在抗戰期間那麼多的小朋友餓死了，而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皆無足輕重，為同胞們解釋一下經濟制度的運作是應該的。好些無聊之輩說我放棄了學術，其實在跟進中國的發展學得的，遠比在美國的二十多年為多。這重要的知識增長讓我今天用中文寫成了五卷本的《經濟解釋》，懂中、英二語的經濟學朋友一致認為該作超越了我所有的英語論著加起來。
我是個畢生沒有用過一張名片的人，對名頭的興趣永遠是零。受到老師阿爾欽等人的影響，做學問我要爭取的是思想傳世。是渺茫的事，但今天看好些作品會傳世。1982年我到香港任職時，在石油工業與發明專利的研究下了六年苦功，實在累，轉換環境或可鬆弛一下。當時我可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也要多考察中國的發展，所以要到1983年10月才用中文動筆。

再要感謝阿爾欽的教誨。他教一個經濟學者可以解釋世事，可以提出政策建議，但前面劃着一條線，不應該跨越。北京的朋友很快就知道我是這樣的一個人，在各方面提供協助。我要求什麼資料他們立刻提供，要到哪裡觀察他們立刻安排。作為一個要研究中國發展的人，我當時的感受是一個天之驕子。這讓我一口氣寫下《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這三本書。今天重讀自己也有點高傲之情。

提到上述，因為這次講話牽涉到國際話題，朋友說可能有點敏感，我因而要略說自己的已往。童年時在廣西過着的饑荒日子讓一位醫生對母親說我不可能活下去，而事實上當年的小朋友沒有一個活下來。後來對中國文化的體會，讓我今天還打算在這話題上出版十多本書。有這樣的經歷，血濃於水的情懷我無從掩飾。另一方面，我的經濟學問傳承了美國多位大師的智慧，我不能違反他們教的一個學者應有的操守。

世界局限的大轉變

這次講話我要從1991年12月說起。當時波斯灣之戰結束，蘇聯解體，世界看來將會有大變。好友科斯剛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的朋友邀請我到那裡，在宴會上替代需要休息的科斯講話。那瑞典之行我遇到弗里德曼夫婦，是深交，幾天的時間大家日夕與共，無所不談。我對弗老說：「看來整個地球將會增加約20億的貧困人口參與國際產出競爭，世界將會出現大變，富裕的國家不作出適當的調整，可能會遇到麻煩。」弗老的回應，是經濟學有一個比較優勢定律，廉價勞力大幅增加當然對富裕的國家有好處，用不着經濟學者操心。理論是這樣說，但我指出先進之邦有工會的問題，有最低工資與福利制度的局限，要獲取比較優勢定律帶來的利益，需要的調校不會是那麼容易。弗老當時不相信這調校會是困難的。事實上，在此之後的十多年，弗老的好友格林斯潘幾次提到，中國的廉價物品進口有助於美國壓低通脹，為中國說了不少好話。這跟今天特朗普總統說的是兩回事了。
1991年到今天是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回頭看，雖然越南、印度等地的經濟是有了起色，但整體來說，整個地球的貧困之邦只有中國可以算得上是走出了一個貧困的局面。儘管2008年中國引進的新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為禍不淺，但炎黃子孫買起先進之邦的樓房之價是事實，而炎黃子孫所到之處，商店的售貨員紛紛學幾句中語也是事實。今天的中國不僅變為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而且是70年代的十個日本。

中國的經濟究竟有多大

近兩年，西方喜歡稱中國為地球上的第二大經濟。怎樣算法我沒有考究，但以金錢量度這方面看，他們的看法可能不對。大略地看，中國的樓房價格比美國的約高出一倍，而且到處的大廈林立遠比美國的多。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約美國的四倍，沒有種族歧視，而生產力不弱。在這些之上還要加上中國的基礎建設──公路、高鐵等設施──已達一等。報導說今天的中國，每年在國際上的發明專利註冊數量冠於地球。
從人均的金錢收入衡量，中國還遠遜於美國。我曾經指出，人均的金錢收入，以消費者平價算，中國要追上美國遙遙無期。不是不可能，小小的新加坡的人均金錢收入逾美元六萬，高於美國。然而，就算中國能跳升到這個水平，恐怕從實質的收入看中國還有好一段路要走。這是因為比起中國，美國是遠為近於《聖經》說的伊甸園。美國地大人少，風景優美，在生活的享受上市民的消費者盈餘比中國的為高。例如在美國的次級城市，一間擁有無敵海景的花園房子只約美元五十萬，同樣水平的在中國之價要高出十多倍。伊甸園什麼都有，享之不盡，但沒有市值，所以亞當與夏娃沒有一分錢，從我們的世俗看是窮光蛋！這是說，就算以金錢計算的人均收入中國能追上美國，但算進伊甸園那種消費者盈餘中國還輸一大截。

中國自己的伊甸園

從另一個樂觀角度看，中國也有一個美國沒有的伊甸園，只是少人注意罷了。這是中國的古老文化，大可享受。拿着一件出土的古文物在手，我可以自我陶醉一個晚上，不一定比無敵海景差。問題是欣賞無敵海景不需要學過，但要欣賞中國的文化可不是膚淺的學問。

數千年經過無數天才發展而遺留下的中國文化說不得笑。這些年我欣賞北京的朋友重視自己的文化。據說大大小小的博物館今天的中國有幾千間。但我認為他們處理得不好。政府禁止出土文物在內地出售，這使精美的戰國金屬器皿紛紛在外地的拍賣行出現。我因而建議要讓內地的市場挽留這些文物。另一方面，不親自收藏，中國的文物──不管是出土還是不出土──不容易學得懂。不需要多少錢，我自己從地攤貨的真真假假學得很多。沒有疑問，中國的文物是一個龐大無比的伊甸園，只要博物館辦得好，有可靠的專家指導，展品有故事可說，這個文化伊甸園不亞於無敵海景。
這就帶到我要說的一個重要話題。伊甸園的享受無疑是一項重要的收入，但主要是消費者盈餘，沒有市場，不能算進以市價量度的財富那邊去。這樣看，美國的地價低，中國的地價高，儘管美國的人均享受遠高於中國，要拿出鈔票在國際上揮灑一下，他們卻又鬥不過炎黃子孫。這是習近平先生提出一帶一路這個構思的先決條件了。

張五常

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前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經濟系，獲博士學位。曾當選美國西部經濟學會會長，為首位獲此殊榮的美國本土之外的學者。張五常教授著作甚多，1969年他以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在經濟學界嶄露頭角。他的《合約機構與非私產的理論》、《企業的合約性質》等論文繼續發展了他在交易費用以及產權重要性方面的理論。1991年他身為唯一未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而獲邀參加諾貝爾頒獎典禮。代表作是《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以及三卷本經濟學著作《經濟解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