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對時局的反思

在回歸以來至為震撼香港的上個星期，我身在海外，但心繫香港，透過媒體及臉書知悉事態的一些發展，感到很痛心。星期六（6月15日）下午回港當天，趕及看到林鄭月娥特首終於宣布無限期押後《逃犯條例》修例二讀的直播，實際上就是擱置了。但是局面不見得就可這樣解決，因為經歷了此次修例爭議及由此全面發酵的民情，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發聲，我們應該十分清楚：香港從此不再一樣。

深層矛盾莫再激化

我自從2017年中離任局長後，一直維持不評論現屆政府工作的立場。因曾身處管治核心的「熱廚房」，我完全明白今時今日政府施政之難、管治之複雜。所以我對眾多每天忠誠工作、服務市民的公務人員，心存感激。離任後我不會隨意指點政府裏的前同事，所謂不在其位，難謀其政也。但是當下的香港，正處於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管治危機，整個政府陷於四面楚歌，公信力和公權力遭到嚴重挑戰，我不能不打破緘默。

表面上事緣於政府提出《逃犯條例》修例建議。顯然政府錯估形勢，無論其背後考慮及法律觀點如何，現實上就是很多人都不明所以然。在社會各界廣泛存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懷疑和質疑下，特區政府似不顧一切但求通過修例，遂只會加深人們的陰謀理論，認為定必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圖，這對修例本身就是一個道德上的否定。政府曾說，很多人誤解修例建議，若此，更不能在社會上不明不白下就通過修例。何況今次罕有地兩大律師團體及無數資深法律界人士均對修例存疑、以至持否定態度，若政府不能說服法律界，又怎能期望一般民眾接受呢？因此擱置修例是必要的，這乃一個按《基本法》須向特區負責的政府應有之義。

但是，修例爭議只是社會累積多年深層危機的爆發點。過去一星期的事態發展，已經超越黨派之間的政治角力與動員，或所謂「黃絲」、「藍絲」陣營之爭了，除了連續兩個星期天以起碼數十萬至百萬計市民（主辦單位說分別超過100萬及近200萬）蜂擁上街遊行抗議外，更有愈來愈多年輕人走出來進行抗爭，甚至包圍衝擊立法會，還有不同社群發動癱瘓性行動。普羅大眾、社會各界都躁動起來，對政府的信任陷入前所未見的低谷。站在前線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處於不斷擴大的抗爭行動的風眼，承受了沉重的政治壓力，這些壓力本應由我們的政治領袖去承擔和化解。

際此關鍵時刻，各方均需冷靜下來，不要讓種種矛盾進一步激化，把結愈拉愈緊、愈拉愈死。我們無論情緒如何激動，仍需審時度勢，不因一時之急、一念之差而令香港陷入無法自拔的死局。面對劍拔弩張的局勢，我們必須避免發生另一場流血衝突。特區政府要從和解、包容、負責的方向去善後補救。

民心已變回不了頭

我願相信大部分示威抗議的青年學生是出於焦躁、憤怒和恐懼而自發行動，他們關心香港的未來，因為這就是最終由他們這一代去面對的未來，他們怕失去其心中的香港制度和核心價值，卻苦無方法及出路（除了上街呼喊及一些自我行動），因為我們的管治體制經已失效，不能在高度自治下透過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機制去解決分歧、尋求主流共識。特區政府對此絕對不能掉以輕心，不能使人覺得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無論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均不能以為「撤回」修例便可事過境遷，以為風暴之後，一切便「自然」地回復正常生活。因為民心已變，我們回不了頭。

2019年是香港的重要轉捩點。正如我的一代不少受到50年前保釣反殖運動所政治啟蒙一樣，今天不少新生代的政治啟蒙始於2014年的「佔中」及「傘運」，再受今次對修例抗爭的洗禮。他們不認同政府的解釋、不願意疑中留情，因為他們不相信目前的政治制度、不信任其所產生的政府、以至不信任政黨及建制團體。經過此役，政府的正當性可能耗盡，日後管治只會更困難。所以，以為不再進行政改、只搞經濟民生便可走出管治困局，只屬「鴕鳥」心態，回歸20多年的惡性循環只會愈滾愈烈。

香港已經踏進新時代，究竟是最壞的時代、還是最好的時代，視乎我們的領袖及民眾何去何從。我回港前有朋友說：等我回來時，「香港已死」。這是何等悲情的申訴！我認為絕大多數港人（縱使當中政見不同）仍是和平理性、熱愛這個歷史異數的城市的，他們不肯認輸，他們既害怕、焦慮但也十分堅強。是這樣的堅強不認輸之力量，一直在種種困難和逆境中支撐着香港不斷前進。

我那一代的港人見證了香港的現代化成長，成為舉世知名的自由法治之都，我們不會讓香港倒退。我不希望年輕人只因心感絕望而抗爭，為何不可以為希望而創造力量？如何締造希望，是香港朝野內外、跨政治光譜的所有領袖皆應致力的。新時代要求新思維、新出路。悲情只會滋長更多的無力感和宿命觀。

理順民情、在「兩制」之間促進和諧互信、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特區政府的重大責任。為此，不存在面子或威嚴的問題。贏得廣大民眾的信任，就是彰顯公權力的最大依靠，謙卑就是力量。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對時局的反思之一

本系列文章：

張炳良：香港從此不應再一樣

作者簡介

張炳良教授於2012年7月至2017年6月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並兼任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香港海運港口局主席、香港物流發展局主席、香港機場管理局董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董事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

1974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社會學及經濟學。其後於英國阿斯頓大學取得公共管理學碩士學位，及於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政府研究哲學博士學位。他曾任香港教育學院（即今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及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專注研究管治、公共行政及公共政策，著作超過100篇學術期刊文章和書章，以及超過10本專書。他於2010年共同創辦亞洲公共行政學會，曾任會長。有關香港的中文論著包括：《變與不變：危機與轉型下的管治之道》（2001） ;《公共管治策畧：特區八年政策得失》（2006） ; 《管治香港的難題：回歸 10 年反思》（2007） ; 《反思香港發展模式》（2009）;《不能迴避的現實—回顧任局長五年的房屋政策》（2018）; 及《不能迴避的現實—回顧任局長五年的運輸政策》（2018）。長期活躍於社會及公共事務，曾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及消費者委員會主席。1995－1997年為立法局議員及其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離開局長崗位後，他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及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