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造假的深層因素

內地在科研教育開始批評「四唯論」（唯學歷、職稱、論文、獲獎）的考核方法，導因可能便是內地科研和學術界愈來愈多的學術造假。科研教育，包括大學，理論上應有考核的制度，可是，科研教育機構不可能像企業那樣考核。企業面對市場，在法律和道德規範下，盈虧可作為直接和最後的考核指標。即使在企業的不同部門採取各種創新制度與措施，最後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勝出或敗走，便可檢驗這些制度與措施是否可行或有效。

但科研教育不可能有這樣簡單直接的考核方法。科研出來的首先是報告或學術論文，這兩者只是半製成品，離科學與技術的新發展還有一定距離，專利權的性質也一樣。即使經過同輩審查，亦沒法可證明論文與專利必然會導致技術與學問的發展。多少資金和勞力投入，多少專家的讚賞引用，都不一定可轉化為有效的成果。大多數學術論文發表後便被湮沒，專利權廢而不用。科學、技術與學問的產生沒有簡單的生產方程式，也難以確實驗證審核。正因如此，眾多的學術造假甚至可以橫跨中外，歷時幾十年才偶然被揭露出來。

「四唯」之中，學歷、職稱與獲獎都是以論文為基礎，論文不可靠，其餘的便都不可靠。「四唯論」的基礎是行政的量化管理，愈是加強便愈是不可靠，學術造假的機會愈大，卻不可能使科研與教育產生出更有效的結果。正因為科研與教育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可以考核卻應該留有餘地，留有空間供例外的發展。

把金錢視作一切最終的衡量價值

內地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即使是最高學府，即使是世界學術權威，也一樣會出現學術造假。不過，在內地，似乎情況是大面積的造假，被國際期刊撤銷論文數以百計，涉及的機構與學者眾多。造假問題出現後，內地有關機構也似乎漫不經心，只是馬虎地作出反應。這種情況連同過往院士賄選、科研教育管理層的貪腐違法，乃至近期暴露的眾多性侵事件，問題的根源應該不僅在於當事者個人的道德操守行為，而是帶有體制與文化更深層的因素。

實際的情況，內地未必比歐美日為劣，但內地科研教育乃至企業和社會整體，可能對市場經濟理解偏差，把金錢（或是功利的其他表現）視作一切最終的衡量價值，因而否定一切道德、文化、政治原則與社會規範，變成赤裸裸為求個人利益而不顧一切，且形成風氣，排斥反對者。於是最簡單的表現是大學抄襲成風，由學生到教授，不是積極參與，便是包庇放縱，無論制度與文化都沒有否定，結果是一代傳一代，蔓延起來，成為大學的新傳統。由此產生的作用，是破壞了大學的學習；更嚴重的是，大學再沒有嚴謹的道德操守原則。自私自利的商品化思想與行為把大學積累上百年的風氣全然截斷、滅絕，連清華、北大也擺脫不了這種歪風。

於是，在這樣的風氣下培養出來的學生、科研人才乃至精英尖子，都難免帶上名利主義的不道德。不德之徒怎可保證他們不會抄襲造假呢？內地不單要懲治犯事者，還需檢討整個體制。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陳文鴻

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1992－2016年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2010年兼任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曾任世界銀行顧問，中國政府的港事顧問，香港中央政策組珠三角研究小組成員、香港新機場諮詢委員會委員及香港規劃遠景及策略研究小組的專家顧問。2013年2月開始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 近年研究重點為中國的發展戰略，從歷史、全球化以至地區和產業。並從中國出發，聯繫至中國與歐洲發展的比較，以及東亞地區的產業和經濟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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