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剛：金融發展要實事求是，看清一帶一路未來

編按：嶺南大學於2018年2月26日舉辦「傑出領袖對談系列──對談金融發展」，邀得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任志剛博士和嶺大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為嘉賓參與對談，主持人則由嶺大校長鄭國漢教授擔任。對談內容及觀眾提問摘錄如下，將分兩篇刊出：

鄭國漢：我們今天的討論將會圍繞兩大主題，第一個是香港的金融發展，第二個是支持香港金融發展的財政政策及措施。

先開始第一個主題，可以探討兩大問題。倫敦和新加坡都在爭取中國給香港的那些優惠政策，而上海和深圳等城市也很努力的趕上來，提高競爭力。中國的經濟也在扮演一個重要的國際角色，逐漸走到世界經濟的中央。

1.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可以怎樣保持優勢？有甚麼不足之處必須改善？

2. 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政策中，香港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

任志剛：鄧小平講過一句說話，叫「實事求是」。香港有700萬人口，作為一個國際性金融中心，生意從哪裏來？大家要知道這一點。究竟什麼是金融呢？很多人覺得一個地方如果有股票市場、有很多銀行、外匯交投量高的話，就能稱作金融中心，但這並非實事求是的看法。要發展金融，先要知道金融的角色是甚麼，然後專注發展這個角色。

簡單來說，這世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有錢人，像林奮強那樣的，一種是沒有錢的人，就像我一樣，比如說想要借錢付樓按。如果前者的錢能融通予後者做生意，經濟便活起來了，這就是金融的角色──「資金融通」，將資金從富有的人手上帶引到需要資本來做實事、貢獻經濟的人的手上。

專注做好中間人，免被邊沿化

任志剛：在香港，做金融很簡單：要透過一個金融體系，比如說林奮強可以經銀行來將他自己「借錢給人、賺取利息」的風險轉化為另一種他能承受和接受的風險，這就是風險轉型。銀行收取他的存款來借錢給我供樓，向我放貸的風險轉由銀行承擔；林可以接受這樣的風險，資金就流通了。這裏說的就是資金融通需要中間人。中間人要做的就是風險轉移、風險轉型、風險轉讓。什麼是風險轉讓？轉讓的意思並不是在市場上買買賣賣。

香港是一個很小的金融體系，所以你會發現：香港本身的金融，量並不多，如果想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亦即成為在國際層面來說資金融通的地方，那就要說回「實事求是」：若要發展國際金融，就應專注於內地和外地之間的資金融通。當內地有資金要走出來，而外地也有資金想投資內地市場，H股A股什麼都好，只要經過香港來做，香港便成功了。

最近常常人有說香港市場愈來愈內地化，我心裏想，這有甚麼不好？不找大陸，香港這麼小的金融體系能做什麼？正正因為內地有資本，有集資者肯來香港投資、在香港跟外地的集資者碰頭，香港才有金融發展。幸運地，內地有資本項目限制，中國的資金無法自由流動，我們才能扮演中間人角色。試想想，假如買賣可以直接在上海進行，上海的集資者多，投資者也多，他們為什麼要到香港來？所以我們應好好利用現時優勢，在被邊緣化之前做大市場交易量，提高市場流動性（liquidity），這樣便能成為內地投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這才是實事求是的策略。

尋求多元發展，不倚重單一市場

歐陽伯權：我看「香港如何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個問題的方式好像在一個不大一樣的層次，我會從用者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比如說，如果我是一家跨國公司，為甚麼我要選擇香港？根據我多年觀察，香港在世界層面來說，確實是做得很好的國際金融中心；沒有一個金融中心可以做到十全十美，但我觀察到香港有幾點做得真的很好：

第一，這裏有健全的法制，我們清楚知道有甚麼可做，有甚麼不可做，沒有含糊之處。大家如果有試過在其他國家做生意，應該也會發現到香港從這方面來說發展國際金融的優勢。

第二，香港累積了豐富的國際經驗，不是其他城市可以輕易得到的。別人常說上海到2020年便會超越香港，無可否認上海的硬件非常成功，比如說他們的土地多，可以建很多高科技的多樓層大廈，但就軟件而言，我相信香港仍然憑豐富國際經驗佔優。

第三，香港的金融業人才是（發展國際金融）非常重要的（條件）。

第四，只要回顧歷史，就不難想到：從很多年前開始，歐美的公司若想發展亞洲業務，通常會想到香港這個金融中心。所以，香港多年來都被視為亞洲的金融中心。雖然現在還有新加坡和其他地方，但香港作為亞洲以至世界金融中心這個經驗和地位不會那麼容易遭取替。而且，在回歸之後，就像任總剛剛所提到的，香港非常幸運地得到中國的支持，得以發展許多金融項目和計劃。

第五，香港的基建是非常好的。我到過同樣被稱為金融中心的城市，有一次在機場講視像電話會議，十分鐘便斷線，在香港機場卻沒有這個問題。這些吸引力都是必須保持的。

展望將來，我認為香港金融業不應只倚重於某些市場，應尋求多元發展。

每天打開報章的金融版，談論的淨是股票，我認為比較單一。這也關乎我接下來要談到的債券市場。

到了2030年，香港每四個人之中便有一位高齡人士。假如現在仍不談論退休保障的話題，相信會有點太遲。債券無可否認是退休計劃重要的產品之一，如果我有一個新年願望，那就是香港的債券市場發展得更大。

香港是個低稅制城市，能吸引很多跨國公司，但周邊地區競爭越來越大，比方說新加坡已推出很多稅制優惠以吸引跨國企業開業。相比之下，香港有的只是保持低稅率，在吸引企業落戶方面似乎無甚作為，企業愛來不來。香港應思考在這情況下如何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比如說在倫敦也好，紐約也好，金融中心不能單調，要向多方面發展，比如說資產管理，還有我自己投身的保險業，我認為這些方面都可以再加把勁，令香港（的金融業）更強大，正如任總剛剛所說，要令中國無論做些什麼都要先想想香港。

「優勢」為先決條件，應發展人民幣業務

任志剛：容我再補充一下。謝謝歐陽伯權先生提出法制等等的那些優勢。用英語來講，這些的我都take for granted（視作必然）。

這些條件都是必須的，一旦失去，一切就無從談起，我希望香港可以保持下去。

談到金融領域的未來發展，我們要專注在什麼方面呢？外國的市場、經濟體系通常較少外匯管制；我們最要緊的是在現行政策框架下開拓更多渠道，讓內地投資者和集資者走出來。

走出來的集資者已經很多，但希望它還能放得更開，多得吸引外地投資者人人都想走進來。

我們若將「投資者走出去」和「集資者走出去」相比較，會發現前者是比較難的，這方面我們真的要多加努力。內地擔心投資者的資金走出去可能引起金融不穩或者貨幣不穩，這方面也需要相應對策。

2000年以後、大概2004年的時候，香港開始發展人民幣業務，時至今日我們仍需在這方面繼續努力。為什麽呢？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若沒有能力利用全球最大或者第二大經濟體的貨幣做買賣，國際金融中心角色很難扮演得好。人民幣業務需要更多推廣。

假設香港發展到可以在股票市場用人民幣報價、交易和清算，便可以吸引更多外地投資者。比如說，美國投資者想在中國投資，來香港買H股，卻要先把貨幣換作港幣才能進行買賣。美國投資者在投資內地時，想冒的風險是內地的風險、人民幣的風險，並不一定想冒港幣──也就是700萬人口的貨幣的風險。

更完善發展人民幣業務對香港自身的貨幣穩定也有好處：如果外地或內地投資者集資者都必須把資金兌換成港幣才能進行交易，資金量其實多得不可想像。其實，這些資金在過去幾年已經愈來愈多，香港的貨幣體系是否能承擔得了？我們需要預先考慮好。

金融體系文化問題阻礙發展

觀眾：我是一家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想請教一個關於實際運作的問題：現時很多外國公司在港開銀行戶口都比較困難，一些資料審查工作會拖慢申請進度，很多人開帳戶甚至可能要苦等數個月，不免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運作。而且，銀行可能隨時叫停戶口運作，在這方面政府可以有甚麼對策？

任志剛：我完全同意你的講法。「金融」應該是服務經濟的，倘有合理的經濟活動想在香港進行而需要開設銀行帳戶，但金融體系竟不能服務其需要，那就是一種失敗。

其實這個開戶問題涉及到整個金融體系的文化問題，這個文化問題大概是從十多二十年前開始。說得複雜一點，我們先來看看，金融體系的自身利益是什麼？賺錢對吧？花紅愈高愈好，賺錢愈多愈好。錢從何來？就是從使用金融服務的人身上來，不管是投資者也好，集資者也好。外地的投資者、集資者──比如說華爾街的人──政治影響力可以很厲害，美國財長也是華爾街出身的，那麼，監管制度會不會可以管制他們搞這方面的東西呢？十多二十年來，這事成不了，始終有霸權存在。

好了，由於2008年發生了全球金融危機，監管當局在金融風暴後受到了政治壓力，只知加強監管，監管要求愈來愈多，監管政策手冊寫得愈來愈厚，一味管、管、管，反而忘卻了金融是服務實體經濟需要的，並不理會金融能否妥善服務經濟。

我認為監管是需要的，但要管對事情。你可以監管公司文化、監管業內人士做事的方法。炒炒賣賣的活動該管，營業員挪用客戶資產吃吃喝喝的也該監管。但一些不是太複雜的實體經濟活動既不是CDO（抵押債務證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也不是次按，為甚麼也要管呢？

監管要用不同手段，好好支持實體經濟。向銀行拿折扣、存款和貸款都是簡單得幾十年前已經可以做的事情，又何必多加監管呢？當然，如果拿進來的錢是不乾淨的，自然要去管，有此懷疑也儘管可以向有關當局通報，或者到警局報案，立案調查。

但是，這跟現行監管制度令人連銀行帳戶都開不了是兩碼子事。

讓我提供一個實例。我太太退休前是東區海底隧道總經理，她想把每天收到的隧道費分成好幾份存進不同的銀行，好多拿一點利息。但是，她向其中一間銀行要求了半年，也無法成功開戶。她說，這實在欠缺道理。這就是剛才所說的：金融體系存在文化問題，導致監管當局矯枉過正，金融無法服務實體經濟，非常可惜。這一件事的確要糾正過來，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人民幣在港國際化毋須恐懼

觀眾：你好，我是在深圳公司裏做IPO項目的。請教一下任博士，你剛剛提到在港發展人民幣股票交易業務，這只是個設想，還是已有時間表呢？

任志剛：我已經退休九年了。雖然我是行會議員，但這只是我的主觀意願，要開設的話還是要由政府來推動。不過，如果考慮到要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這業務是一定要開設的。

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基本法》的要求，香港責無旁貸。開設人民幣業務的另一個考慮是香港的貨幣金融穩定。一定要推動人民幣在香港國際化、多使用人民幣作交易單位。

貨幣並沒有什麼太多迷思，任哪一個教授都能告訴我，貨幣是「交易的單位」、「財富的儲存」，「會計的單位」⋯⋯用什麼貨幣都沒有問題，最重要的是夠穩定。只要某種貨幣是穩定的，沒有很高的通脹而且不會貶值得很厲害，不論它是人民幣、港幣、美金還是歐羅，都可以使用，沒有所謂。有人或者會擔心某一種貨幣會取代我們的貨幣，但我認為這恐懼不需存在。其實貨幣並不是一種迷思。

石油以人民幣結算，無改美元國際地位

鄭國漢：再一個問題以後我們便會進入下一個話題。

觀眾：美金之所以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跟我們說的petrodollar，也就是政府利用美金結算石油有莫大關係。彭博有報道指中國將於三月使用人民幣結算石油，請問任總這會動搖美元的地位嗎？美元受到影響，香港的聯繫匯率又會產生甚麼改變？

鄭國漢：在任總回答前，我想告訴你，美國黃金金元制度不是由petrodollar開始的，早在1930年已正式確定了它的國際地位。

任志剛：從現在的國際形勢來看，現在白宮惡人當道，而且很容易就罵這個人、罵那個人的；而且美國經濟相對比歐洲經濟好一點點，我不認為美元的重要性會在中短期內下降，更遑論被取代。可是，這不代表多貨幣模式不應出現在國際貨幣體系。

多貨幣模式較好，中國須管理外匯風險

任志剛：從穩定國際金融的角度而言，多貨幣模式總比單貨幣或兩個貨幣模式好。我告訴你一個事實。2007、08年時金融危機爆發，當時我還在金管局，怕得不得了。2008、09的時候，我快退休了，那時經歷了金融危機，歐美的央行同時推出量化寬鬆政策，當時美國和歐洲的經濟都非常差，經濟數據（失業率、財赤數字、國際收支平衡等）全部都很差；如果你把這些數據抄錄在一張紙上，隱去國家名字，不讓人知道是美國、歐洲，然後拿去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員看，他們看了一定會驚呼，說這樣的經濟體系的貨幣一定熬不了多少時候，一定會垮。這些數據甚至比97年時亞洲金融風暴的數據更差，那時候我們的貨幣被炒賣得很瘋狂。

我害怕的原因是什麼？我們有兩種國際貨幣，美金和歐元，但當時歐美的經濟數據都極為惡劣，同時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就像一個相撲手有兩隻搖擺不定的腳，一隻叫美元，一隻叫歐元，但他仍繼續猛吃東西，體重不斷增加，終有一天會倒下來。如果當時美元和歐元倒下了，我們的國際貨幣體系會變成怎樣呢？幸好最後沒有垮掉，也沒有別的選項讓它可以垮掉，所以在國際貨幣體系的研究中，多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好的。

從中國的角度而言，它的外匯儲備曾高達4萬億，現在則有3萬多億，絕大部分都是美元資產，貨幣風險非常厲害。如果想管理這個風險，便要推動自己的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無論是國際上的大商品交易、貿易也好，也多用己國的貨幣。出現外貿順差時，如果這個外貿用的是我的貨幣，我的順差資產便會是我所屬地方的銀行體系信貸給外地入口商和中國入口商的人民幣資產。反之，如果使用美金作為交易貨幣，有外貿順差時我所持有的美元資產可能是美國國債，既有貨幣風險，也有信貸風險。所以，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管理貨幣和信貸風險的好方法。而且，一些別的東西若提出來，比如說商品交易所可能想用人民幣結算，我都可以理解。而其他的東西，比如說在一帶一路利用人民幣作交易單位，也是一件好事。

融資仲裁為港強項，一帶一路須長遠規劃

鄭國漢：剛剛任總提到一帶一路，在這個倡議之下，香港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哪些金融領域的機遇最適合香港？企業應該做什麼，政府應該做什麼？

歐陽伯權：我先為大家提供一些數據。一帶一路牽涉了70個國家，是世界人口62%，是世界本地生產總值的31%，佔世界總貿易量的33%。但看這些數據，也知道一帶一路覆蓋的地方極為廣闊。

正如我們在剛剛的討論中也能發現，香港多年來的交易都是亞洲對北美洲、亞洲對歐洲，但一帶一路卻創造了新秩序和新機會，無可否認也創造了新風險，所以我以在保險業多年的經驗提醒大家要做好風險管理。

至於香港能在一帶一路中扮演的角色，正如我剛才所講，我們的國際經驗、人才和法規在一帶一路眾多城市中均是領先的，所以未來有幾個行業非常值得大家考慮。法律方面，無論是IPO、是融資，我們有足夠的法規去協助融資，以建設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基建。我認為在融資方面香港可以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另外，我們亦可利用香港作為70多個國家的仲裁中心。人才方面，我們在金融、會計、財務、保險和法律界都有足夠人才提供服務，幫助一帶一路慢慢發展。

無可否認，抓緊一帶一路機遇難以在一年半載成事，至少要用十年時間才能為香港規劃更好的機會，但我們仍要好好爭取這些機會，否則便會輸給其他地區，非常可惜。

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金融服務，互惠互利

任志剛：我同意歐陽先生所講。剛剛我提到金融就是資金融通，有錢人把錢借給沒錢的人。

你想想，一帶一路60多個國家的經濟體系還未開始發展，人們的儲蓄還積攢在家中，放在床底的盒子裏；與此同時，這些國家裏有人想借錢修橋鋪路、做生意、蓋機場，卻又十分困難，需要貸款的時候要跑去借外債，代價高昂，而且到還錢時又會為當地貨幣帶來影響，那麼香港可不可以幫助那些國家發展經濟呢？香港可不可以說服那些國家的人民把資金集合起來，放在香港呢？即使他們不信任香港，香港也可以幫助他們投資一帶一路國家的基建項目，比如說某地的火車路的建築，回報應該不錯。不然我們再叫亞投行來擔保回報？他們總能信任亞投行吧？在這個情況下，金錢便活起來了。

只要香港能好好利用自己的信譽和先進的平台，令人有信心在香港跟亞投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合作，便可加快資金融通速度，發揮融資、集資和投資平台的角色。無論在理論還是實際層面，香港在這方面都盡享優勢。

鄭國漢：回到我們剛剛提到的銀行戶口問題，聽聞很多一帶一路國家的人也無法在港開設銀行戶口。如果是這樣，我們又何以幫他們把資金搞活，或者將其他地方多餘的資金拿到他們的國家投資？香港可以怎樣幫助他們呢？任總有什麼建議？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什麼角色呢？

任志剛：一帶一路由國家主席和北京政府牽頭，很多地方都牽涉到外交層面。所以外交部也好，金融機構也好，也需要參與其中。

香港金融當局要幫助香港做好融資平台的角色，則需寫清楚來港融資的條件供外界參考。

加強培訓迎機遇，中亞語言文化要認識

歐陽伯權：我想補充一點。剛剛任總提到在高層次來說一帶一路牽涉外交，需要國家帶頭，但這並不代表境內的金融機構無需作任何行動或只需坐等國家安排。例如，會計業和財務業可加強培訓，迎接新機遇。這些準備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見到成果的。

觀眾：英文在多數一帶一路國家並不普遍，香港可以為這些國家提供基本的翻譯服務嗎？而且，這些國家的人想要申請簽證前往北京是非常困難的，在這方面香港可以作出甚麼協助？

鄭國漢：據我所知，香港較少留意中亞國家的語言和文化，我們在這方面並沒有強勢或優點，但我們來聽聽兩位嘉賓的看法。

任志剛：我的意見很簡單：我同意你所說的。

歐陽伯權：那我來補充一下吧。我覺得本港大學可以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如果我們可以教學生甚麼是一帶一路，牽涉的60多個國家的語言和企業文化，便可以服務一帶一路的國家。甚至不只在大學，這些教育工作甚至可以在中學開始。這個意見可以反映給政府聽，應該可以令中學生慢慢加深對一帶一路區域的認識。

鄭國漢：我認為嶺大可以讓更多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留學，他們畢業後便可以扮演協助交易的橋樑角色。

大灣區政策須保資金流動

鄭國漢：現在我們來談談大灣區。大灣區是國家的策略發展，我們在金融這一塊有什麼可以做？香港政府可以怎樣幫助金融企業在大灣區大展拳腳呢？先請任總。

任志剛：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部分，若人才、機構、資金和其他的東西走進大灣區和從大灣區「走出來」的流動性高一點，容易一點，發展機會便很多。例如，如果金融機構在大灣區的准入資格較低，資產不用很多也可以進駐大灣區，便有利發展，政府應推行這些措施。不過，如果你希望資本項目中的資金易於走進大灣區，這固然是好，但要知道並不容易。如果上海、北京的資金都可以走進大灣區，便會令人擔心造成走資；但如果大灣區內設有地域限制而不牽涉整個內地，便可以提高流動性。

我已經退休，所以沒有針對每一樣細節來研究，但是說到底還是人才、機構、資金和貨物的流動最重要。

歐陽伯權：相信很多朋友都會覺得，既然現在已經有一帶一路這樣的大好機會，為甚麼還要在大灣區上浪費時間呢。但大家不要忘記大灣區是9個城市加上香港和澳門，共有6,700萬人口。好處是什麼呢？正如剛剛提到，一帶一路的機遇要用很多年的時間來把握好，才能慢慢發展，但大灣區比一帶一路的範圍小，區域縮小了，但機遇仍然很好。

我們要善用自身優勢：香港有足夠人才，可以很容易地在大灣區提供很多支援服務和培訓服務，這樣可以培育一群金融業人才將來在大灣區發展。

有種說法是，大灣區的人均收入不及香港高，所以大家不用太緊張，但讓我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些數據。2006年，中國保險業世界排名第十，到2015年已經跳升至世界第三，屈居於美國和日本之後，這是從市場滲透率來計算的，並不是以市場大小來計算的。這反映中國金融業其中的保險行業已經可以帶來莫大機會；大灣區整個經濟體系佔中國整個經濟體系12%，實在是一個不小的機會。

而且，大灣區牽涉的地區比一帶一路少，商討政策需時較短，運作起來也比較暢順──一帶一路有60多個國家，要商討一套大家都認同的法規，所需時間要以年來計算；大灣區的商討過程也不是容易的，但相對沒這麼辛苦。

除了任總剛提到的融資外，我們還可以加強企業培訓，為大灣區服務。希望在座各位老闆級的朋友千萬不要以為它只是一個簡單的計劃，我們機不可失。

年輕人要作兩手準備，認清大局追上發展

觀眾：歐陽主席剛提到人才培訓問題，想知道台上兩位認為時下年輕人──特別是剛投身金融業的年輕人──最缺乏甚麼能力？我們又可以怎樣改善自己，以把握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

任志剛：我想忠告年輕人搞清楚現時世界的大方向。正如我剛才提到，金融的角色是甚麼？如果我們比別人更了解金融的角色，便可以提升競爭力。

但是，如果我們專注於其他方面，例如政治議題，導致很多人也擔心──比如說令領導人擔心香港是否真是一個可靠的國際金融中心，我們是不是要做兩手準備，（把專注力）用在其他地方呢？我真的覺得這一方面反而也是重要的！

鄭國漢：好的，那麼我們也要假定香港繼續得到中央信任，繼續發揮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年輕人可以學什麼呢？有什麼是你認為年輕人暫時未學會而希望他們學到呢？

歐陽伯權：我會說四個字，「放遠眼光」。社會不斷在變，今天的金融業在五年後的樣子可能跟今天完全不同，十年後的面貌更是非常不一樣。尚在就學的年輕人，今天就要要思考自己他日投身社會時將會面對什麼問題。我認為增值自己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怎麼看社會也好，畢業的年輕人應怎樣裝備自己？

第一是technology，高科技。不論大家在任何崗位工作，是在金融業還是其他行業工作，都應加深對FinTech（金融科技）的認識。這些科技不停演變，年輕人應加深在這方面的認識和學問。

第二是語言能力，多學一種語言永不會吃虧。我覺得將來的勞動人口有兩大趨勢。第一種是work from home，人才無需留在辦公室，安坐家中對着機器已經可以工作，而且能跟同事溝通。另一種是commute，類似於紐約、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的通勤工作模式。

我為什麼提到這一點？這是因為大灣區讓我想到，他日年輕人的工作崗位可能在香港，但工作區域可能在香港以外。年輕人要為此做好準備，好好裝備自己，向前行。（待續，歐陽伯權對此問題回應的下半部分將見於本系列下一篇文章）

傑出領袖對談金融發展二之一

本系列文章：

任志剛：金融發展要實事求是，看清一帶一路未來

任志剛、歐陽伯權：從大環境、基建、財政政策看香港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