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消失於整個社會

不知道從哪個時候開始，香港社會變得沉重起來。

在我記憶之中，自己成長期間很少會聽到有人說「迎難而上」。我並不是說以前香港人沒有克服困難的意志，而是他們不太喜歡將這類字句宣之於口。當時生活困難的人，大有人在；生活過得舒服的，反而只是少數。生活艱難的人不會說「我迎難而上」，而是埋頭工作，有的身兼數職，有的在公餘時間擺地攤、做小販。那種生活一定一點也不輕鬆，但總不會由朝到晚將「辛苦」兩個字掛在嘴邊。偶然有人會半開玩笑地呻一句「鬼叫你窮呀，頂硬上！」──但那不是叫口號。在那個年代，對於標語、口號，總是有點抗拒。

理論上，它們的功能在於振奮人心、鼓動市民情緒。可是，論實際效果，經常是適得其反。當口號叫得愈大聲，標語嘗試傳達大道理或定下偉大的目標的時候，大家多少會覺得那很可疑，肯定不會照單全收，更多時候甚至會完全由反方向的角度來解讀它們的意思。喊口號、掛起標語，那更似是有心無力、力有不逮的表現。真正有實力的人，不會一天到晚大喊不怕敵人。當時，懷疑是主流的態度──對於任何形式的高姿態，都抱着懷疑。

我會認為那個年代的香港社會，是反英雄主義的。貌似英雄、滿口仁義道德的人物，不完全可信。反而小人物、市井之徒，更有可能在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伸手相助。在這個城市裏，大部分市民對英雄紀念碑不感興趣。至於勞動英雄、模範，就更加沒有這個類別──勞動者的英雄是努力加上運氣，搖身一變成為老闆的成功人士。這就是說，勞動英雄的出路是走向自己的反面，不是留在車間跟勞苦大眾一起「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而是脫離原來的階級隊伍，晉身另一個階層。當然，有機會轉變成為另一個階級，並非如傳說般的容易。但正是這個原因，白手興家者，廣受大眾所尊重。

生活在那個年代的香港人，講話時不會青筋暴現，也不會隨便「手指指」。惡言相向，會令人覺得沒有教養；以牙還牙，不是良好的態度。適可而止乃大家都覺得是彼此相處的態度，凡事留有餘地。以前不會對人家說「都係你衰先」；今時今日，「你不仁，我當然理直氣壯地對你不義」。一方的不是，令大家都可以亂來。

舊時代的一套被理解為犬儒

套用時下流行的標準來看，舊時代的一套，或者會被理解為犬儒。以今天的準則而論，有人會覺得這愧對國家，有人認為這背棄公義。過去，以柔制剛是一種本領；現在，在剛性文化底下，「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去到盡」才有意義。手下留情是軟弱，有權用盡是「基本權利」（「唔用就笨」）。所謂「中間落墨」是糖衣毒藥，而有商有量是投降的代名詞。這種剛性取向，「寧為玉碎，不作瓦存」，玉石俱焚，會好過「不湯不水」。至於「中庸之道」這四個字，好像早已消失，甚少見諸公眾議論空間。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講的，早已不止局限於社會上某一個群體、界別之內。整個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官方民間、建制與非建制、青年與非青年，沒有哪一些人未有受到感染（自問自己也包括在內）。互數不是，乃目前社會上除了「玩手機」以外最受歡迎的玩意。網上遍地開花，網下亦不遑多讓。而且，這種精神狀態會互為感染，在你一言、我一語的過程之中，不知不覺之間不斷升級，愈演愈烈。當大家都變為同類人之後，就更覺得這些做法、說法都很合理。

坦白說，對於這個社會文化環境，覺得有點陌生。

以前，老人家會講一句：何必呢？那不一定關於誰是誰非，而是可否用另一種方法處事。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署理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教授；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早年獲取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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