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前夕,據說雙方將可達成協議,中國會大幅讓步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宣布對中國出口美國2000億美元的貨品加徵至25%關稅,並揚言其餘未加徵的,都將同樣加徵至25%。這是特朗普典型的談判手段,在談判中獲取對方讓步後再加碼。這顯然違反國際談判的慣例,近似無賴作風。
可惜的是,中國有關官員一直依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的談判模式,盡量以送大禮的方法大幅讓步,以為一次讓步便可解決貿易爭端,卻意想不到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無賴手段。不過,昔日日美貿易談判中,美國也是咄咄逼人,層層加碼,只是沒有特朗普的隨時變臉。中國的有關官員既不知日美當年怎樣談判,也不去了解特朗普及其背後勢力的意圖與談判手段,致陷於今天進退維艱的困境。
特朗普之所以突然宣布加徵關稅,一是在貿易談判中壓迫中國,另一是在5月5日星期日宣布,5月6日星期一便能反映在中國(包括香港)的股市價格變動之上,特朗普及其背後勢力既知星期日會宣布,也知亞洲股市必然有反應,相信已提早做空,攫取暴利,中國的損失便即時見諸於股市。
或許,中國若強烈反應的話,特朗普又會宣布暫緩加碼關稅,恢復談判,即由此達成協議,中國已大幅讓步,在國際形象上,變成俯仰由美國。而宣布暫緩加碼關稅,特朗普及其背後勢力也會是故伎重施,讓中國及亞洲股市升漲,他們重複從中獲取暴利。這可是美國過往提出的混合戰模式,多方結合,互相制勝。只可惜中國軍方戰術家曾提出超限戰,卻不懂應用於更大的範疇上,或許這正正反映出中國政府的智囊們多年來都是美國化,迷信美國而不懂美國實際的歷史、政治和國際關係,更不知美國對付其他國家的做法。
中美貿易談判是不對稱的知識力量的對比。美國是早有規劃,深入而細緻的研究,也在中國內部作了許多部署。在打敗日本和蘇聯之後,他們有更多的經驗總結。相反,中方的官員、學者和專家少有認真的研究,也沒有應對的各種方案,一方面財大氣粗,不加檢點,也沒有反思;另一方面以為只要送禮,送最大禮,卑躬屈膝,美國自會答應,讓中國繼續發展。
美國一開始便可拿出哪些貿易可增關稅,哪些暫不增加,中方應對的只是不知所措。哪些範圍可加稅,加多少稅,都沒有像美國那樣有詳細的調研分析,那樣有步驟有戰略。這樣的不對稱談判,中國必然輸,只能靠中央領導的政治堅持才可不大敗。
中國不明白自由貿易
中國的貿易政策最大問題是沒有清晰的理論方向,一直都是在兩個方向搖擺。
一是重商主義,這是英國等歐洲國家在十九世紀及以前的貿易政策與理論,但中國卻不明白歐洲的重商主義是與炮艦外交結合起來才能推動。中國的重商變成倚靠外國的政治勢力,卻同時因過度以短期商業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結果必然遭遇各種政治反對,包括貿易對手的本國利益,以及國際上已佔有市場的既得利益者國家。
另一是全球化、自由貿易,這是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近幾十年的發展。中國不明白的是,全球化自由貿易是在發達國家最具市場競爭力時推行的。二次大戰後,美國推行的自由貿易打破了英國等歐洲列強原已分割的國際市場,讓美國打入,其後則使發展中國家的國內保護撤銷,讓美國的先進工業製品,包括工業化大農業產品可長驅直入,掠奪市場。
加上受到二次大戰的破壞,歐洲等發達國家受創未復原,發展中國家在殖民主義壓逼下未能工業化,即使爭取獨立也處於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所以發二次大戰戰爭財的美國,無論工農業都在全球最具競爭力。
因此,美國願意和要求自由貿易,把200、300年的高關稅屏障拆除,理由是美國的競爭力在自由市場上可以完全取勝。但這樣的自由貿易是有前提的,就是美國的競爭力必須勝於其他國家,目的是自由市場讓美國發揮它的優越競爭力,從貿易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
另一邊廂,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依循的是美國戰略,先關稅保護,待競爭力強大則開放市場,參與國際的自由貿易,從中獲利,盡量擴大外貿順差和由此賺取財富。
可是,中國忘卻了或不知道,美國的自由貿易是由其世界霸權所推動。當美國的競爭力下跌時,其世界霸權便破壞自由貿易,打擊其他競爭力比它優越的國家。中國追求自由貿易,卻無足夠的政治、軍事及金融力量來捍衞自由貿易,便變成今天的中美貿易戰。相反,美國市場競爭力不能與中國較量,便用政治、軍事及金融力量來補救,無論對付日本、歐盟,乃至墨西哥、加拿大都是一樣,只是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最大,也最不聽美國的指揮,不像日本那樣言聽計從,卑躬屈膝。
中國之敗在於不知歷史,不明什麼是自由貿易,不了解美國。但令人驚訝的是,內地專家還在宣揚中國要「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不知其他國家是怎樣的,這不是開門揖盜,便是洋奴賣國!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