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前夕，據說雙方將可達成協議，中國會大幅讓步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宣布對中國出口美國2000億美元的貨品加徵至25%關稅，並揚言其餘未加徵的，都將同樣加徵至25%。這是特朗普典型的談判手段，在談判中獲取對方讓步後再加碼。這顯然違反國際談判的慣例，近似無賴作風。
可惜的是，中國有關官員一直依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的談判模式，盡量以送大禮的方法大幅讓步，以為一次讓步便可解決貿易爭端，卻意想不到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無賴手段。不過，昔日日美貿易談判中，美國也是咄咄逼人，層層加碼，只是沒有特朗普的隨時變臉。中國的有關官員既不知日美當年怎樣談判，也不去了解特朗普及其背後勢力的意圖與談判手段，致陷於今天進退維艱的困境。
特朗普之所以突然宣布加徵關稅，一是在貿易談判中壓迫中國，另一是在5月5日星期日宣布，5月6日星期一便能反映在中國（包括香港）的股市價格變動之上，特朗普及其背後勢力既知星期日會宣布，也知亞洲股市必然有反應，相信已提早做空，攫取暴利，中國的損失便即時見諸於股市。
或許，中國若強烈反應的話，特朗普又會宣布暫緩加碼關稅，恢復談判，即由此達成協議，中國已大幅讓步，在國際形象上，變成俯仰由美國。而宣布暫緩加碼關稅，特朗普及其背後勢力也會是故伎重施，讓中國及亞洲股市升漲，他們重複從中獲取暴利。這可是美國過往提出的混合戰模式，多方結合，互相制勝。只可惜中國軍方戰術家曾提出超限戰，卻不懂應用於更大的範疇上，或許這正正反映出中國政府的智囊們多年來都是美國化，迷信美國而不懂美國實際的歷史、政治和國際關係，更不知美國對付其他國家的做法。
中美貿易談判是不對稱的知識力量的對比。美國是早有規劃，深入而細緻的研究，也在中國內部作了許多部署。在打敗日本和蘇聯之後，他們有更多的經驗總結。相反，中方的官員、學者和專家少有認真的研究，也沒有應對的各種方案，一方面財大氣粗，不加檢點，也沒有反思；另一方面以為只要送禮，送最大禮，卑躬屈膝，美國自會答應，讓中國繼續發展。
美國一開始便可拿出哪些貿易可增關稅，哪些暫不增加，中方應對的只是不知所措。哪些範圍可加稅，加多少稅，都沒有像美國那樣有詳細的調研分析，那樣有步驟有戰略。這樣的不對稱談判，中國必然輸，只能靠中央領導的政治堅持才可不大敗。
中國不明白自由貿易
中國的貿易政策最大問題是沒有清晰的理論方向，一直都是在兩個方向搖擺。
一是重商主義，這是英國等歐洲國家在十九世紀及以前的貿易政策與理論，但中國卻不明白歐洲的重商主義是與炮艦外交結合起來才能推動。中國的重商變成倚靠外國的政治勢力，卻同時因過度以短期商業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結果必然遭遇各種政治反對，包括貿易對手的本國利益，以及國際上已佔有市場的既得利益者國家。
另一是全球化、自由貿易，這是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近幾十年的發展。中國不明白的是，全球化自由貿易是在發達國家最具市場競爭力時推行的。二次大戰後，美國推行的自由貿易打破了英國等歐洲列強原已分割的國際市場，讓美國打入，其後則使發展中國家的國內保護撤銷，讓美國的先進工業製品，包括工業化大農業產品可長驅直入，掠奪市場。
加上受到二次大戰的破壞，歐洲等發達國家受創未復原，發展中國家在殖民主義壓逼下未能工業化，即使爭取獨立也處於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所以發二次大戰戰爭財的美國，無論工農業都在全球最具競爭力。
因此，美國願意和要求自由貿易，把200、300年的高關稅屏障拆除，理由是美國的競爭力在自由市場上可以完全取勝。但這樣的自由貿易是有前提的，就是美國的競爭力必須勝於其他國家，目的是自由市場讓美國發揮它的優越競爭力，從貿易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
另一邊廂，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依循的是美國戰略，先關稅保護，待競爭力強大則開放市場，參與國際的自由貿易，從中獲利，盡量擴大外貿順差和由此賺取財富。
可是，中國忘卻了或不知道，美國的自由貿易是由其世界霸權所推動。當美國的競爭力下跌時，其世界霸權便破壞自由貿易，打擊其他競爭力比它優越的國家。中國追求自由貿易，卻無足夠的政治、軍事及金融力量來捍衞自由貿易，便變成今天的中美貿易戰。相反，美國市場競爭力不能與中國較量，便用政治、軍事及金融力量來補救，無論對付日本、歐盟，乃至墨西哥、加拿大都是一樣，只是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最大，也最不聽美國的指揮，不像日本那樣言聽計從，卑躬屈膝。
中國之敗在於不知歷史，不明什麼是自由貿易，不了解美國。但令人驚訝的是，內地專家還在宣揚中國要「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不知其他國家是怎樣的，這不是開門揖盜，便是洋奴賣國！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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