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在收拾書架的時候，一本已蠟黃的小冊子，忽然從高架上掉下來，原來是楊絳女士的《記錢鍾書與《圍城》》(下稱《記》)。翻開封面，還看到這是1987香港三聯書局的出版，定價5元。不知怎的，它居然於同年陰差陽錯的「潛」入了在下的藏經「角」。一眨眼，剛好是30年!
之後我曾翻箱倒櫃地找過《圍城》一書。在模糊的印象中，那應該是本淺綠色封面，豎行印刷，字跡綿密的繁體字版，當年我大概挺喜歡這本書，雖然對內裏的故事，十居其九都看不懂，可是腦子裏卻深深記得當時讀這本小說的感覺——過癮! 其文筆輕鬆「抵死」，把「大人們」的生活，生動而滑稽地揭露出來。
可惜，我卻竟然沒有好好把它保留下來，讓《記》孤零零的呆了整整的30年!
年中，不知在那個書局打折的季度裏，居然又神推鬼使地把《圍城》(2016年12月大地出版社) 買下來。新版印刷較「疏鬆」，成了400頁的一本厚裝書，厚得我一直不敢隨便去碰它!
重讀《圍城》
想不到，七月份在灼見名家的文章中，驚鴻一瞥，讀到「群學書院」一篇為紀念楊女士和錢先生而節錄《記》的文章，這一下子把我對書櫃中那本舊版《記》、和對新版《圍城》那股「敢收藏而不敢隨便翻閱」的響往，重新燃起。
《圍城》在1947年出版，錢先生說是想寫當代「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的心態和遭遇。楊女士指錢先生是在1944年動筆，1946年才完成。先生每天寫500字左右，他一邊寫，而本身是散文作家、翻譯大師的太太一邊讀。30年前的我，可能會說每天500字太少了，是不是有點……效率不高？人家不是一天幾千字在寫的嗎?
這回重讀，才明白什麽是「字字珠璣」、「嘔心瀝血」，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是「錙銖積累」。這裏隨手拈來:
「方鴻漸(男主角）……知道留學文憑的重要。這張文憑，彷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醜」
「對於醜人，細看是一種殘忍」
「旅行是…叫人本相必現的時候。經過長期苦旅行而彼此不討厭的人，才可以結交作朋友」……
拙作《茶室內外》，便「明目張膽」地山寨了錢先生的兩組名句，它們的原貌是:
「因為在大學裏，理科學生瞧不起文科生，外國語文系學生瞧不起中國文學系學生，中國文學系學生瞧不起哲學系學生，哲學系學生瞧不起社會學系學生，社會學系學生瞧不起教育學系學生，教育系學生沒有誰可以給他們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89頁)
「……關於結婚離婚的事……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麽一句話……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se assiégéé，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107頁)
現代版圍城
「茶室內外」，到處都刻有「圍」和「城」的斧鑿痕跡，也是想寫經濟轉型下一些群體的心態和行為；許多地方，彷彿是隔空問了 「錢先生會怎樣寫」才下筆的。以至友人在試讀本文初稿時，第一句話就指這故事似有「北方口音」! 當然，做山寨的，只能用A 貨的標準來量度，模彷得不好是必然的，與原裝無尤。
最後，末學旨在向前輩寄出一個遙遠的敬禮，《圍城》是一部非常難得的作品，是「癡」、「笑」、「博」和「悲」的結集，現在想來，難出其右。
(「茶室內外」，曾得楊興安老師、蘇曼靈學姊和蔡昕學友的提點和批評，在此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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