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國友人書》期望中國成為懂得自制、以德服眾的大國|尹瑞麟

譯者按：五百旗頭真，一個香港人較少遇過的日本名字，是日本防衛大學前校長，現日本《每日新聞》智庫亞洲調查會會長，京都大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客席研究員，曾多次出任日本政府外交及經濟事務委員會委員或顧問。本《致中國友人書》發表於2018年12月號的日本《亞洲時報》月刊，相信代表不少主流和知中派日本知識分子對當前中美關係的看法和對中國的建議。

中國現正處於歷史上的關鍵階段。中國已經是一個大國，最終成為兩大超級大國之一，不成疑問，但問題是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換而言之，中國將成為什麼樣的文明國家。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問題，也是包括日本在內的鄰國，乃至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大問題。希望我的中國友人能告訴我他們的想法。

「日本帝國」曾試圖扮演霸者、最終沉沒

在直至19世紀的悠長歷史當中，中國是幅員廣闊東亞大地唯一的中心國家，自身擁有高度的文明標準。自漢武帝以來，中華帝國曾統治過韓國400年，越南1000年。由於大海阻隔，日本沒被中國直接統治，但很早以來，日本已從中國學習到鑄鐵、稻米種植、漢字等文明的精華，並將不少源自中國的高度文明標準「國內化」、強化日本自己。

一直以來，中國出色的法規是日本的學習對象。但這種關係在19世紀當亞洲直面西方文明衝擊後出現逆轉。日本通過採用歷史上學習中國文明的方法，迅速轉向學習西方。但另一方面，當時處於晚清時期的中國則經歷了維新變法的失敗。

這些變化的結果是，「日本帝國」成為當時亞洲唯一擁有現代化軍隊的國家，有信心憑自身軍事實力能在本地區內所向披靡。為求勝利，好戰的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將戰爭視為常態。最後陷入了像一度曾自以為能夠百戰百勝的項羽的同樣境地，四面楚歌，週遭被A（America，美國）、B（Britain，英國）、C（China，中國）和D（Dutch，荷蘭）包圍。戰前，日本並沒有利用強者的實力，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反之卻試圖成為霸者，這是令人感到羞愧的。戰後，日本對其作所為感到後悔，並尋求和平發展的道路。在實現了經濟高度增長之後，誠如時任總理福田赳夫在1977年時說，「即使日本成為經濟大國，但肯定不會走軍事大國之道」。相反，日本倒全力通過政府開發援助（ODA）來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對世界秩序的責任不可或缺

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下，從1980年以來，中國30年間平均年經濟增長率超過10%，2010年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建基在此實力之上，中國實行軍擴，在冷戰結束後的25年，中國國防開支增加41倍。中國把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視為其綜合國力的雙引掣，由此以觀，中國所採取的是傳統上的強權政治，是否有可能演變為像戰前的日本，其危險性值得關注。

本世紀的前五年，我曾獲委任為負責協助推動日中關係的新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成員。「中國將成為什麼樣的大國」是當時的—個熱門話題。當日方成員向中方成員問到，「中國將來會否發展成為今天的德國和日本？」對此，中方強烈否認。而當問及到中國會否像美國般「沒有通過戰爭，從英國手中接管其在全球的中央地位」？中國的回應是，「這將會有所不同，將來的中國是按自已的型態發展」。但對於其型態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則未有透露。

其後，中國的行事卻引起人們的關注。在2008年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之外，中國在雷曼危機後的龐大4萬億元人民幣財政刺激措施，使全球經濟得以站穩陣腳，此等舉措提振了中國的自信和自負。中國自2009年起，開始認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過時，並將其策略由陸地劍指南海。首先是在2012年挑戰日本對尖閣諸島（中稱釣魚台）的有效控制，並於2014年左右在南中國海多個島礁，強行填海和建立軍事基地。中國試圖單獨統治南中國海這一重要國際通道，造成強烈國際反應，引發了中國是否正在走向前德國和前日本大國道路的疑問。

邀請中國加入世界自由貿易體制，鼓勵其經濟發展，是希望中國能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但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期望被背棄了。中國經濟在世界市場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時，卻囿於感到近代150年來的種種屈辱，進而產生希望能在21世紀中葉成為世界最強大國家的野心，以及心目中只着眼於從全球獲取更多利益。上述觀點的交集，一舉成為以美國為主的國家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勢的原因。

當然，有些方面中國進行了軌道修正。這包括習近平指特朗普的「美國第一」政策是違反國際原則，以及中國堅持自由貿易，協助推動全球環境保護和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等。

毫無疑問，中國正處於十字路口。當一個發展中國家處於建設階段，一切會以自身為優先，但隨着時間推移，必須將考慮的範圍擴大到其他國家。如果要成為一個處於中心地位的大國，更應時刻抱有對世界秩序的責任感。人們會鄙視那些強大但凶悍的人。要獲得尊重必得懂得自制，懂得照顧他人。我希望向我的中國友人呼籲，跟隨從上天到地上不變的道理，致力成為以德服眾的大國。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尹瑞麟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士，早年任職新聞傳媒、經濟政策研究及派駐新加坡。80年代初獲總部設於東京的國際政府組織 –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 委聘為國際公務員，在日工作11年，並取得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碩士學位，懂日文。回歸後回港任職「四大」之一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大中華區業務拓展總監，期間獲委任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多年來在香港、新加坡及日本多家傳媒發表時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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