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

中大早有計劃逐步改建崇基學院，這計劃到80年代開始落實了。新的教育學院是80年代上半頁開始籌劃的，位於學生飯堂舊址。80年代中，圖則初稿出了之後，院長才公布消息和徵求意見。

談到著作，我想起了兩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第一件發生於1980年代初。在鴻基的推動下，教育學院的院長徵得校長的同意，組成了一個跨院系的「中文教材籌委會」，準備出版一系列的中學中文教科書。我是執行委員之一，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開了不下十次會，但每次都是「得個講字」，結果一事無成，計劃也因此無疾而終。這經驗使我有點心灰意冷，也加深了我對中大的疏離感……

我和鴻基的關係本來是不錯的，自此便出現了變化。再過一年，鴻基對我的誤會更進一步深化，起因是某同事的聘任。到80年代中，他看清楚這位同事的面目和我對院長的態度之後，我們才和好如初。

中大教育學院的教務會議一般都很冗長，動輒半天，有時一天，經常為芝麻綠豆的事情爭論不休。

學生對他的不滿包括遲到和早退，甚至「冇到」。另一位同事也受到學生類似的批評。他偶然遲到、極少早退、從沒「冇到」，但多次觀課時打瞌睡！

自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以來，我就一直渴望加入它的行列，為中文教育盡一分力：最好是當教師，但擔任行政工作也不錯。

全職舍監工作不易為，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弔膽之中。上任之初，兆傑就這樣對我說過：「我不羨慕你（的工作）。」他的關注，我完全理解，也絕對同意。

她不知道廣州話「埋單」是結賬的意思，把「埋單」誤作「買單」，以為是用錢把賬單買下來。這無疑是一個很合理的推論。數十年後，國內的同胞也因不黯「廣府話」而有同樣的誤會。經過多年來的誤用之後，「買單」一詞現已積非成是，廣為接受了。

當年香港的中學全部都用 Philip’s Modern School Atlas （PMSA）。跟它比較，我的有三大特點……

車子在滂沱大雨中從干諾道西左轉入西邊街之際，突然傳來巨響，似是樓宇倒塌的聲音……

1970年9月，我應邀前往南斯拉夫的首都 Belgrade 參加一個以「終身教育」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這是我有生以來獲得的第一個邀請，而南斯拉夫又是自中學時代起就渴望一到的地方……

1966、1967年社會動盪之後，常有傳媒向我訪問青少年問題。也許是這緣故，1968年11月，張永賢律師來電邀請我加入公民協會，又建議我來年代表協會參選市政局議員。

不知是否李柱銘那滔滔雄辯的形象進入了我的潛意識，多年後我也做了一次類似的事情……

負責安排教學實習和視導工作的是我的論文導師 Dr. Raymond Simpson。他讓我協助中文和地理兩科同事的教學視導工作，我全無異議。兩位都是我的老師：前者是 Mr. John Rose，後者是汪文恂老師。

左：作者主持電視節目，教初中社會科。不是第一次出鏡，所以沒有怯場。右：作者與 Ronald Price 合影。

香港大學文學院早在1916年便已開設教育系，供有志當教師的學生選修；1939年更進一步開辦為大學畢業生而設的一年制教育文憑課程，培訓各科中學教師。

香港大學文學院早在1916年便已開設教育系，供有志當教師的學生選修；1939年更進一步開辦為大學畢業生而設的一年制教育文憑課程，培訓各科中學教師。

我入職之後半年，明原堂開幕。十周年堂慶之後半年，我離職他去。我本來就不準備長期任職舍監，計劃中是五至十年。這時離開，應是最理想不過的了。

最令我難忘的是吳國平的演講和示範。他先簡單介紹催眠術的性質和用途，跟着請所有願意接受催眠的站出來。他先讓我們閉上眼睛，然後用緩慢而又低沉的聲音向我們說……

我在1970—71年度開始，每星期六中午以油印的方式出版一份通訊，請工友派到每一個宿生的房內，目的是盡快讓所有宿生知道我想些什麼、準備做些什麼和做了些什麼。

港大宿舍一項傳統大型活動，是在大酒店舉行「周年大舞會」。它在我當上舍監之後三年就自自然然地從明原堂消失了。明原堂是港大第一間揚棄這傳統活動的宿舍。這種舞會它只辦了三次，之後便停止了。

一天，一位家在新界、環境欠佳的宿生來見我，問我可否讓他免費在宿舍住兩個星期，以便為學生會辦一點事。我躊躇了一會兒，說：「讓我想個辦法吧。」我替他把宿費付了。此事只有協助我的文書梁世鈞知道。

這些元老大多是醫科 （也有建築科）的男生。他們在大學就讀的年期長達五年，其他科目的只是三年。這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其他宿生的大哥，因此應有較高的地位，進而不自覺地養成驕氣，舉止也隨之高傲起來，自以為高人一等。

此事雖已了結，餘波還在蕩漾。五月下旬：有一晚，一個舍監布告箱不翼而飛了；另一晚，我的門牌被拆，毀了；又一晚，十餘隻生雞蛋從窗外飛進了我的客廳。

在玩新生的風氣消失之際，如果沒有一套令人滿意的迎新活動來取代它的位置，使新生迅速對宿舍產生歸屬感，形成一種「宿舍精神」﹙Hall Spirit﹚，人們便會感到失落，宿舍便會變成一盤散沙。

70年代，明原堂的氣氛，因收生標準，拉闊了它跟其他宿舍在作風上的距離，彼此之間因而產生了隔膜和誤解。幸好，後來因全部住宿舍堂收生標準統一，差距開始收窄了，明原堂「與眾不同」的現象，也逐漸減弱了。

我藉機查詢有關黑名單的問題，所得答案是：事過情遷，過了七年，自然「洗底」。可不知我當時的「底」何來：因參加過學友社？因支持學運？因去過共產主義國家？

1970年前後，香港的青年人，承繼了60年代在中學成立文社的風氣，熱衷於出版關注社會和政治的刊物。《伴侶》、《七十年代》、《70年代》、《生活》、《盤古》等雜誌，紛紛找我來當保證人，他們的要求，我全部沒有拒絕。這時，我大概已受到香港政府政治部的注視了。

1968年10月，政府出版了《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報告書》。我閱後很有意見，想寫篇文章，作個評論。跟文匯談起，他鼓勵我寫，並以《學苑》主編的名義向我邀稿。文章在11月中刊登後，掀起了一場茶杯裏的風波。

2012年1月26日清晨，收到郭校長病危的消息，馬上趕去將軍澳醫院，見他最後一面。稍後，治喪小組要求鮑永耀和我分別以英文和中文寫一篇悼詞……

1968年，經過先一年的左派暴動後，教育署呼籲全港的學校都盡可能在暑假期間為學生組織一些課外活動，以免他們無所事事，在街上游蕩。校長的反應積極，着我負起統籌之責。

拔萃一向都被視為一所非常英國化的英文中學：學校只重英文、學生忽視中文。施校長上任後，便想方設法去扭轉形勢；郭校長接棒後，也不遺餘力地推展新猷。他曾先後向兆傑和官銳提出，要求搞一齣中文話劇，但最後都沒有結果。

1963年11月一個晚上，我在閱讀李相勗的《課外活動》時，忽發奇想：拔萃應有一份學生報。想到這，我霍然而起，立即更衣，開車回校，找兆傑商討大計……

象棋是我的興趣和強項，而一向負責這項活動的許老師又剛巧離職，所以我入職不久便主動負起這方面的工作，致力強化象棋會的活動。

拔萃很重視課外活動。初期我只負責乒乓球活動和當綠社的助理導師。開課不久，我當選為香港校際乒乓球比賽小組的秘書……

儘管4D班是全校最難管教的一班，但作為班主任，我的說話他們一般還是比較樂於接受的。要教導他們，又要跟他們融洽相處，首要是知道他們的困惑、了解他們的想法和同情他們的處境，其次是跟他們打交道時，以誠相待和以義行事……

1968年6月，有感於低年級的史地教科書一般都寫得生硬乏味，我開展了一個「中一地理教科書寫作試驗計劃」。當年我是1A的班主任，班裏有很多聰明伶俐、勤奮好學的學生。我選了四位聰明好學和英語出眾的參與計劃……

出版計劃夭折，我心有不甘，便找着寫作班子裏原定和我一起負責編寫地圖閱讀課本的潘國城，跟他商量，另找出版社用英文出版那兩冊課本……

多年來，我每周只有大約六節地理課，以中四、五為主，也曾教中三和中六。中學會考和大學入學試的課程都包括地圖閱讀。會考考的是香港 1:20,000 地圖，但課本是英國出的，對象是英國學生。既然課本不包括所需地圖，唯有自己動手繪製……這時，腦海裏不斷湧現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要用英國教科書而自己不出一套呢？

拔萃中一還是教四則運算，而這群來自中文小學的新生對此早就訓練有素，但現在還要他們每周花六節的時間，學習那些已經「滾瓜爛熟」的東西。這情況教師應如何處理？

雖然未能如願投身革命，但全力教好下一代，也不失為有效的報國方法。張老師，您一生為教育盡心盡力，我們敬仰您、懷念您。

1963年秋季開課後，我先後向兆傑和張德昌老師提出我的想法，他們都認為可行，於是決定聯名向科主任提交一份建議書，並由兆傑和我一起去跟他商議此事及知會校長。張清湘老師沒有表示反對，但態度猶豫……

1964年某天，時值深秋，我寫了一個秋字在黑板上，請他們以此為題材，題目自定，寫一篇約300字的散文。我舉例說：可以把題目訂為「一葉知秋」，然後借題發揮。豈料改卷時，竟然發現有一篇文章以「秋姐」為題，寫的是家裏一位名叫「秋姐」的傭人的故事！從此，「秋姐」成了這位同學的綽號。

1967年的暑假，香港「波蘿」遍地之際，我跟港大地理學會前往台灣遊覽了三個星期。我從未到過台灣，時刻都在想念生活於此的六姨媽以及七姊和她的兒女……

從布拉格返港途中，我停留了兩次：開羅四天、孟買八天。航機抵達開羅機場後，等行李之際，我認識了兩名阿拉伯「巴解分子」和一個美國少女……

我先到倫敦，兩日後往牛津看兆傑，在他附近的小旅舍住了三天。對來自亞熱帶的我來說，英國的冬天頗冷，但旅舍沒有中央暖氣，床邊的暖爐是要按時付款的……

布拉格是我第一個遊覽的歐洲城市，它的確是一個非常有韻味、令我陶醉、甚至有點神魂顛倒的城市。吸引着我的當然不止於此，還有那難得的異國友情。因此，在飛往古巴途中寫給女朋友的信裏，我用「失戀」來形容我離開布拉格時的心境。

當年港大學生會的會長林興波是大學堂宿舍的宿生，我因此有機會以觀察員的身份列席會議，跟與會的學生代表一起生活了四天。我發現這班學生領袖不但有思想，也有能力，辦起事來有板有眼。這幾天的經驗令人難忘，它促使我日後興起研究學生運動的念頭。

回說當年7月，港大學生會辦了一個為期三周的日本訪問團，有20人參加，我是其中之一。我們的行程集中在本州，到過不少地方。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學生的熱烈歡迎。

唸本科時，曾想過入住大學堂宿舍，但最後還是隨眾選了聖約翰書院。我喜歡宿舍生活，所以這次也希望住進宿舍，更希望那是大學堂宿舍。天有眼、從人願！

1963年夏天，在港大校外課程部任職的同學麥婉怡組織了一個東南亞考察團，兆傑和我都參加了。出發前有兩個講座，由來自馬來亞半島的歷史系講師張榮洋主持。他的演講使我這個從未接觸過東南亞歷史的人對它產生了興趣，並因此從圖書館借來兩本有關書籍閱讀。事前適當的準備使我在是次考察的過程中得益良多、大有收穫。

早在學生時代，我就經常為同學組織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了。當上教師之後，更是樂此不疲：既替學生安排課外活動，也為同事組織「教餘活動」。由於「山高食肆遠」，拔萃一向都為師生供應價廉物美的午餐。我們雖然樂於利用這項服務，但也會偶爾出外用膳。上任不久，我便跟幾位同事一起，每逢星期五，中午拉隊前往油麻地的彌敦酒樓「飲茶」。初時是幾個人，後來發展到十餘人，而我也不知如何竟成了這聚會的組織者和司庫。

六十年代，拔萃每級四班，每班40人，分班制度如下：先按總成績把160人均分成兩組，每組再按英文科成績均分為兩組，成四班。用這個方法分班之後，每班各有特徵，產生了強烈的標籤效應，但也有助於課室管理和方便了教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