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

這次比賽共有52個國家、地區參加。古巴人都很渴望美國參賽，但舉行開幕禮那天，還沒有美國隊的影跡，據說是受到美國政府的阻撓。最後，他們繞道前來，於開賽前抵達。當古巴人知道Bobby Fischer也來了時，歡喜若狂，奔走相告，好一片舉國歡騰的景象。不少人湧到酒店，為的是一瞻他的風采。 比賽採分組循環制。首循環 (初賽) 分7組，次循環 (決賽) 分4組。在首循環階段，我們頭五場的對手都很強，包括冠軍大熱門蘇聯，因此兵敗如山倒，每場都吃蛋，輸個4比0。第二場對蘇聯時，對手本應是偶像Tahl的，但他早前在浴室摔倒，未能上陣，臨時改派Victor Korchnoi補上。這使我有點失望。Korchnoi 70年代中期出走荷蘭，後定居瑞士。之後，他不止一次成為世界冠軍的挑戰者，但始終無緣問鼎。現已年過80 (2016年6月去世)，但仍然經常參加各式各樣的棋賽，並且取得不錯的成績！ 下完第四輪之後，感到有點不舒服。所以，第五輪開始前，服務員問我要什麼飲品時，我以「熱開水」對。這使他大為驚訝，不知所措。最後，熱開水來了，沒有令人失望。此事次日見了報。 無心戀戰 包尾結束循環賽 進行第六輪比賽時，我仍然感到不適，因此無心戀戰，開局不久便大量兌子，19個回合之後演變成和棋一盤。這樣，香港隊終於取得了半分，破了「小蛋」。這半分大大地鼓舞了士氣，讓我們在第七場比賽中更上一層樓，以2.5比1.5的成績戰勝摩納哥，取得香港隊在初賽階段唯一的勝利，破了「大蛋」。這次的賽制只算小分，不計大分，所以，首循環雖然戰勝了摩納哥，大分高於他們，但小分則不及，所以仍然排名最後。 首循環每組排名最前兩隊在次循環編入A組，第三、四名入B組，第五、六名入C組，其餘入D組。共有10隊編入D組，香港是其中之一。次循環香港首戰墨酉哥，再以0比4大敗，但自此以後，陣腳逐漸穩定下來，以後八場都沒有再吃光蛋了。這循環我們以1勝1和7負收科。這7負之中，只有一次交白卷，其餘六次都只輸1：3。這循環的情況跟首循環一樣，我們的大分不是最少，但小分最少，所以還是包尾。以下是香港隊在次循環的成績。

1966年，香港獲邀參加當年10月在古巴哈瓦那舉行的第17屆奧林匹克國際象棋賽。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但是否派隊參賽可不是一個容易作出的決定。國際象棋總會最後還是認為應該組隊參加，條件是：隊員的棋藝必須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和必須自付香港與布拉格之間的來回旅費。棋會作出這個決定後，平遠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這時，我剛完成碩士論文的初稿。我的答覆是有興趣，但要待未來的工作安排好之後才能決定。一個月後，我跟郭慎墀校長談妥了回去任教的安排，於是決定參加。 苦讀棋譜 國際賽壓力倍贈   父親當年的商業基地是墨西哥，觸角則伸展到美國西岸、古巴和鄰近島嶼。因此，到古巴這個新興共產國家看看的誘惑是很大的。沿途經過的國家，特別是捷克、埃及和印度，對我都極具吸引力。機會難逢，這使我失去了理智，作出不自量力的決定。其實，以我當時的情況，哪有能力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更遑論奧林匹克國際象棋賽了。米既已成炊，便只好苦練。我從未讀過棋譜，手上一本也沒有，於是向平遠借來Mikhail Tahl的對局選 （書名好像是The Best Hundred Games of Tahl），有空就拿來研讀和擺局。這是我那年暑假的主要活動。 賽會規定，每隊六人，每場四人出賽，按實力排位，強者排前。我們幾經辛苦，才湊到五人：一台高智、二台冼權、三台E. L. Krouk、四台馮以浤、五台Ronald Hobson，但E. L. Krouk最後因事缺席，其餘四人只好苦撐到底。對我來說，這是一場異常艱苦的戰鬥。體力消耗之多和精神壓力之大，都是我從未想象過或感受過的。作出參賽的決定之後不久，便開始感到有點精神壓力了。這壓力後來愈來愈大，到達哈瓦拿後升至頂點。 還未下機，便聽到宏亮的奏樂聲，跟着透過飛機的窗口看到排列整齊的儀仗隊，正在使勁奏樂，歡迎到訪的客人。這使我暗吃一驚。在雄壯的樂聲中，我們魚貫下機，步入禮賓廳，嘗過香檳酒，會合了從委內瑞拉乘專機來的選手後，便分乘多部旅遊巴士、在交通警察電單車隊開路之下，浩浩蕩蕩地直奔市中心。在大約30分鐘的車程裏，但見沿途都掛上了彩旗和花籃。我感到了強大的壓力，這壓力後來與日俱增。 卡斯特羅與蘇聯棋手對弈...

當年頗常有蘇聯的船隻途經香港，或特別到來進行維修工程。高智往往趁此機會，安排我們上船跟蘇聯水手交流。印象中，這情況在60年代上半頁出現過三、四次。

比賽結果，平遠和我分別獲得冠、亞軍，團體冠軍自然也就屬於香港大學了。英皇的黃熙熾和譚秉權都取得很好的成績，該校因而獲得團體亞軍。

七十年代中，收到梁利成的電話，表示他將會成為國弈會的理事長，希望我重新加盟，一起推進香港的象棋活動。這時我對推廣棋類活動的工作已經有點意興闌珊，所以沒有接受他的邀請。

這次高調擺棋檔引來外校一些象棋好手的挑戰。

這裏是棋王梁慶全和白樂弈的地盤，他們經常在此「長駐候教」，彩金也是每局2元，饒讓的條件則因人而異。他們往往先介紹一些「客仔」跟我對弈，讓我「先打劫紅毛鬼，後進貢法蘭西」。

執後手時，我曾多次運用馮敬如獨創的「單提馬棄砲陷車」局，取得壓倒性的勝利。

倉卒歲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陸離，
 驟晴驟雨，人事天天變，有喜亦有悲。

出版後，銷售情況理想，目前 (2014年) 學校只剩餘不足200本。港大和拔萃都因這項計劃而略有進賬，這使我感到安慰。

我們必須以世界公民自居，而不僅是某個家族的成員或某個國家的國民。

曼儀很欣賞這本書，希望外國的青年，特別是華裔青年，有機會讀到這本書，因此主動提出要把它譯成英文。

經此一跌，我們決定留在香港終老。

碰巧醫院又有個電腦房，供病人用，但它的利用率低至接近零。我知道有這設備後，經常到那裏「蒲」，跟朋友通電郵。初期用左手尾指按「a」時，一出就是十餘個，到出院時便已降至三、四個了。

我想：如果這一天真的出現，我還可以讀書、寫作和下棋。於是，我開始構思我早前想過的一個計劃：編一本中學適用的世界歷史地圖集。

她出院後，便第一時間奔向三文治店，打點業務，跟着和 Kevin 一起，開車到附近的超級市場買貨！曼儀和我看在眼內，痛在心裡。愛莫能助，徒呼荷荷！

手術之後，主診醫生表示，可以回家後才吃止痛藥。但不知是否麻醉藥用得太少，或是手術花時太多，我甫離開醫院，口腔便痛得要「叫救命」了。

在哈市生活期間，我們曾多次返港和到各地旅遊，會見各路親戚朋友。

我們在哈市生活期間，不少散佈各地的親朋，不惜長途跋涉，前來相聚。他們的蒞臨，給我們帶來了溫馨、甜蜜的感覺。

我以32,000加元的代價，買下一家獨立咖啡店的經營權，關燈即是關門，晚上全不設防，冰箱是不上鎖的。

多元文化節是哈市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在夏天進行，為期一週，有點像香港的年宵市場，但所展示的不是單一的文化，而是世界各地移民帶來的不同文化。

哈市有點像香港。初開埠時，香港只有港島，九龍和新界是日後發展起來的。

曼儀表示希望有一個溫室，我於是為她設計了一個，加在我的書房外。

哈市臨海，街道高低蜿蜒，多樹，入秋紅黃棕綠紛陳，叫人目不暇給。

1994年6月30日，我懷着悵惘的心情，向香港道別，到加拿大生活。

遊覽團的原定行程如下：乘火車去廣州、乘飛機往蘭州、乘旅遊車至敦煌、乘飛機回蘭州、乘飛機到廣州、乘火車返港。

開車前往大峽谷時，我注意到油箱只有四分一滿，於是請她們留意，見到油站就提我加油。不料沿途的油站都偃旗息鼓，停止營業。

我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前往美國各地學習和遊覽六周，旨在了解當地的歷史和文化。我跟十餘名團友建立了友誼，有些維持了數年，有些十餘年，有一位至今仍然時通魚雁。

回眸細看，發現在中英聯合公報發表前後，香港成立了不少各式各樣的會，有自發的，大概也有奉命行事的，其中有些恐怕不無政治目的。有人成功了，搶得一席位；有人失敗了，消聲更匿跡。這時，香港出現了「有人辭官去外國，有人趁機趕科場」的現象。

清晨、黃昏，平滑如鏡的淺海上，都會有三數隻海鷗在天空飛翔、或在水上起舞。農曆月頭、月中的晚上，都有漁人划了一艘掛着大光燈的小艇前來捕魚。漁夫作業時，為了把魚兒趕進網內，不斷用木條敲打木板，發出很有節奏的「恪恪」聲。

兩年後，我們搬到同座向南的4C 單位。這單位的主睡房向西，對正明原堂，下面是一道原本是小溪的水渠，經年流水潺潺，聲如天籟。可是，正是這悅耳的音樂逼使戶主搬家，因為她神經衰弱，忍受不了那聲響。

他們認為，搞課外活動主要是為了提高學生的知識和技能。我對這觀點有很大的保留。我們可以嘗試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一下這個問題。英文有一句諺語：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

經過八年的運作，協會已趨於成熟，它應該可以作進一步的發展了。於是我請幹事會考慮向小學進軍。次年，協會成立小學支部，開始招收小學會員。再過一年，協會在九龍童軍總會的酒店舉行十周年慶祝會，由李越挺、何子樑和我主禮。半年後，我便離開了香港。

課外活動統籌主任協會終於在1984年1月21日成立了。典禮假葛量洪教育學院舉行，由副教育署長梁文建主持。散會後，獲選幹事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互選職員及討論協會未來工作大綱。結果，代表培正中學的陳德恆當選為第一任主席。因為這是一個中學教師組織，我一直隱身幕後，以顧問身份參與他們的工作，直至退休。

會議期間，陽光普照，春風拂面。這個會，人和、地利、天時，一應俱全，預兆着它將會取得預期的效果。

順帶一提，麥理浩上任不久，便約見司徒華了。這是1971年的事，是司徒華自己告訴我的，那時「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尚未發生。次年，明原堂一位宿生走來告訴我，說收到麥理浩的邀請，與幾位港大同學一起跟他共晉午膳，並問我知否背後的理由。我怎會知道？但可以猜到多少。

香港中學的地理課程一向都不太重視中國。1997年之前，課程綱要雖然提及中一要學鄰近地區的地理，但實際上只觸及皮毛。

1998年2月，做了一次大手術，身體又好起來了。隨後兩年，中大教育學院趁我回港探親之便，請我參與教學視導工作。這兩年，我跑遍港九新界，聽了不少地理教師的課。   記得八十年代任教地理教學法時，我非常留意地理室的設備及其運用。沙盤是中學地理室的標準設備之一，但三十年來，我只見過一位教師上課時利用它來教學。我深信，如獲善用，這個沙盤會帶來極佳的教學效果。很可惜，一直以來，這設備只是備而不用，甚至備而不能用！我見過不少學校把它放在牆角封塵。它的木蓋本來是可以整個搬走，以便師生在沙盆堆砌各種地形的，但有些只有一邊可以開合、另一邊卻是密封的！   遊戲之上品   也許因為這兩年視導的不是自己教出來的學生，他們有所顧忌，在教學設計上和施教時，態度比較保守，以致沒有一位教師利用地理遊戲進行教學，而上課時讓學生分組討論的也絕無僅有。當年我非常鼓勵教師用這兩個方法教學，也常常跟他們討論地理遊戲的設計問題。我指出，下象棋和擲骰子是遊戲的兩極：前者只講技術，後者全憑運氣，兩者都不是遊戲的上品。好的遊戲應該介乎兩者之間，既講技術，也靠運氣。我個人不愛搓麻將，偏好下象棋，但不能不承認，作為一種遊戲，麻將是上乘之選。設計地理遊戲時，必須認真向麻將學習。   我又常向學生推薦方太，說她教學一流，要多多向她學習。方太是著名的廚藝教師。她教燒菜，好在哪裡？好在簡單、明瞭。她最成功的地方是使觀眾覺得燒菜不是難事，誰都可以做得好。為此，有一年的畢業生特地送了一條圍裙給我。對我來說，這的確是一份上佳禮物。多年來，我每天都用它一兩次。   許冠傑那句「最緊要好玩」也是我的座右銘。1999年，我協助中大教育學院視導了超過30位教師的課。有好幾次不但我覺得非常「好玩」，上課的教師和學生也覺得「好玩」。這真是少有的皆大歡喜的經驗。其中一次的過程如下。   接受視導的是一位初出道的女教師，任教於一所主收「第五組別」學生的中學，教的是中一成績最差的一班，課題是「城鄉的人口遷移」。在上課前的討論裡，她說: 「這是一班非常頑劣的學生，不但學習能力低，態度也差。既不聽講，也不作答。非答不可時，不是說不懂，便是胡說一通。」她的教案是先解釋何謂推力和拉力，然後分析各種推力和拉力的作用，再舉例說明鄉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如何導致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      我問她有沒有膽量臨時修改教案。她毫不猶疑地說：「可以試試。」我於是建議她用提問的方式開展該課的教學活動，先問：「如果你可以選擇，你會選擇在觀塘 (工業區) 還是在錦田 (鄉村)...

……這類活動給陷入財政困境的學會帶來了生機：會員回來了，財政也開始好轉了。

80年代下半葉，我不僅活躍於國內的地理教育界，也經常出外參加國際研討會，也曾參與「地理教育國際憲章」的定稿會議，並獲委為中文本的譯者。

我到格致中學觀了一節課。授課的是一位年輕教師。他準備充足、態度誠懇、聲線明亮、講解清楚，可說是一節上佳的課。美中不足的是：臨近尾聲的時候，有學生多次舉手，但他視若無睹。事後我問他是否沒有注意到舉手的學生，他說不是，只是恐怕擔誤了時間，不能如期完成教案。

我覺得當時悉尼的評卷方法，比香港的好。香港採取的是「標準答案」模式：標準答案列出所有要點，每點若干分，一般來說，答中八成就可得滿分。閱卷時，不少評卷員只看要點，不管文理，導致教師以填鴨的方式施教，學生以「囫圇吞棗」的態度學習，並以「和盤托出」的方法答卷，以致香港的學生不少患上「思維失調」症。

這兩年我的確沒有做「學術研究」，因為這不是當務之急。那時最急切要做的是：教好書、做好教學實習的安排、協助搞好學院的行政、提倡課外活動等。

1993年的研討會是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周年校慶活動的一部份，議題是《東南亞地區華人社會的課程改革：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得偉倫基金會、九龍樂善堂、英國文化協會和牛津大學出版社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