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學生的出席考勤乃屬一個重要的評量指標去鑑別一所學校的管理表現好壞。以下是我於某校第一年當校長所推行的教育變革行動研究的例子。
出席率低 遲到情況嚴重
根據觀察及統計,當年我校學生擁有較低的自我形象,經常出現嚴重的行為問題,例如大部分學生均沒有學習動機,許多時候會在課室睡覺,出席率除低於全港學校的平均98%的水平外,更欠缺自我管理能力。表一顯示該校中一至中七級學生由9月至翌年3月的出席率。整體來說,在七個月裏,學生的出席率遠低於全港水平。在9月時,全校的出席率是95.2%,只有中六及中七級學生的出席情況較接近水平。在往後的幾個月,學生的出席率持續下跌,缺課情況愈來愈嚴重。2月份及3月份學生缺席率分別為9.3%及8.7%;七個月的平均缺席率是7.3%。綜觀全校,中一級及中四級是較多缺席紀錄的級別。他們的平均出席率分別是88%及89.2%,遠低於全校出席率的92.7%。
另一方面,學生的遲到情況亦十分嚴重,這可歸咎於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和學習動機低,缺席與遲到的關係密切。表二顯示該校學生遲到情況嚴重,在七個月裏,平均每日有4.7%的學生遲到。在9月份,學生的遲到率只有2.8%,可惜到翌年3月時遲到率已增加至6.2%。這情況與缺席的情況一樣,遲到最嚴重的月份在2月及3月。中四級在2月及3月的遲到率分別是9.0%及8.0%,而中五級在2月及3月的遲到率分別是10.2%及9.1%。綜合上述缺席及遲到數據的分析,中四級是全校考勤紀錄最差的一級。為了整頓紀律,學校有必要進行行動研究來正視學生問題,利用及早識別和及早介入策略去改善學生之陋習。
推行「改善考勤表現先導計劃」
基於我們相信每一個學生均能從錯誤中學習,有自我管理及改進能力,只要我們加強他們對學校及班級的歸屬感並給予適當的正面及負面強化行為,同時取得家校的合作,學生的陋習是可以改善的。因此我們在該年4月開始,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改善考勤表現先導計劃」,對象為考勤表現最差的中四級同學。整個行動研究透過四個步驟的循環而進行﹕計劃、行動、觀察及表現評估。在進行行動研究前,校方舉行了兩次會議檢視數據、認定問題及制定計劃行動。當中詳細的計劃如下所示﹕
目的﹕一、重整同學的學習態度;二、改善學習態度後使他們能繼續往後的學習或工作。
問題﹕學生的出席率及遲到百分比是一個重要的評量給教育局評估學校的表現。若情況並不理想,可能導致學校校譽下降和家長信心指數下跌等惡果。
研究的問題﹕什麼因素可導致他們願意改善舊有的壞習慣?策略如何?如何改善?透過此行動研究,我們學了什麼?
改善的量度﹕一、該年4月,我們在中四級開展了「改善考勤表現計劃」;二、我們找出中四級中考勤表現最差的學生名單,並草擬一份學校警告信給他們及他們的家長;三、我們要求學生:(i)往後的出席率必須達到90%或以上;(ii)上課表現達標及有明顯改善;(iii)以十日上課計算,學生不得遲到多於兩次;四、我們提醒學生此計劃是連續性,學生若不能達到要求,他們有機會被要求留級、轉讀中專課程或轉介其他課程等。我們約見他們的家長,與學生及家長建立改善合約,並取得家長對此計劃的共識。五、另一方面,我們建立正面的強化行為計劃,若學生在第一個觀察期能達至學校的要求,他們可獲三分操行分。如三期的表現也符合要求,他們可獲兩個優點。
研究方法論:我們從不同的層面獲得數據使之更為真實,這包括觀察教師、家長及學生的訪問、分析學校 SAMS 系統的數據等。因為此行動研究規模很小,因此存在着許多的限制,例如﹕一、由於整個計劃尚未完成,計劃的評估只能反映第一階段的情況;二、由於時間限制,我們不能夠與所有的持分者作訪問。最終,我們只分兩組訪問了12位學生,4位教師及2位家長;三、由於研究的時間太短,學生可能會在往後改變其已改善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