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90年代的政改邏輯適用時間較之80年代長，涵蓋了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到2012年的23年時間。如果說把1978年開始的、由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稱為「鄧小平時代」，這23年可以說仍然屬於「鄧小平時代」。或者說，鄧小平時代可以分為兩個「小時代」，即80年代的「第一小時代」和從1989年起到2012年的「第二小時代」。
江澤民和朱鎔基時期可以說是「第二小時代」的高峰期，而胡錦濤和溫家寶時期則在延續這個小時代，同時開始糾正這一改革思路所出現的弊端。不過，胡錦濤和溫家寶時期還沒有形成改革的新思路，這個新思路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後才開始形成。
蘇聯解體促成改革思路
19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終結了這個時代的政治變革思維。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結束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可以視為是新思維醞釀期。因為西方的全面制裁，內外部經濟發展條件惡化，領導層暫時處於保守和防禦狀態。
但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很快促成了鄧小平一代新的改革思路。新的改革思路把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分開來，並且把重點置於經濟改革。蘇聯戈爾巴喬夫因為經濟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不能實施，因此求助於政治改革（即《新思維》），但政治改革很快就演變成民主化。西方式的民主化不僅導致了蘇聯本身的解體，更導致了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的解體。
蘇東集團解體對中共的衝擊、影響和教訓至少有二。第一，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能同時進行，尤其不能期望用政治改革來促進經濟改革。第二，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西式民主化，而是強化作為政治主體的執政黨自身的建設，也就是鞏固執政黨、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
鄧小平的判斷是：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並不僅僅是因為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因為那裏的共產黨政權缺少能力發展經濟，使人民滿意。或者說，因為那裏的共產黨缺少統治合法性，被人民推翻了。
改革開放帶來經濟動力
經過鄧小平「南巡」及其背後的政治較量，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充分體現了鄧小平在「南巡」過程中所形成的新改革思路。多年爭論不休的「市場經濟」概念被正式確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新概念的確立為經濟改革提供了新的意識形態。
90年代後期，中國也努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了和國際經濟體系和國際組織「接軌」，中國修正了一系列內部法律、法規和政策，以符合市場經濟的「國際要求」。內部改革和外部開放給中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在1992年之後的近20年時間裏，中國平均每年實現了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
90年代「小真相」的改革
在政治領域，90年代開始一直沒有出現類似80年代那樣的「宏大真理」，而是側重於細節（「小真相」）的改革，而這些改革的意義並不亞於「宏大真理」，構成了鄧小平遺產的重要（甚至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小真相」的改革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1992年十四大解散了顧問委員會，在正式制度層面解決了老人政治問題。（當然，退休政治人物通過非制度渠道施加政治影響力繼續存在。）第二，限任制度的確立，即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全國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等領導職位的任職者至多不能超過兩屆。第三，年齡限制。公務員系統包括部級幹部的退休年齡制度牢固建立起來，更為重要的是在政治局常委這一級，也非正式地形成了「七上八下」的默契，即年齡低於67歲的可以擔任或者繼續擔任常委，而超過67歲的必須退休。第四，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儘管鄧小平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確立了「核心」的概念，但同時也強調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
最重要的莫過於「三合一」體制的確立，即黨的總書記、黨的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由同一人擔任，以保障最高權力的集中和政治責任的明確化。在80年代，這三個職位分別由三個不同的人擔任，並且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職位只具有象徵性意義。
這種「三駕馬車」的體製造成了權力行使的很多問題，充分體現在「天安門事件」過程之中。應當說明的是，「三合一」體制的形成本身是對80年代「黨政分開」制度的直接否定，而在局部領域開始走上了「黨政一體化」的改革道路。「黨政一體化」作為總體改革思路的形成，要等到25年之後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
「宏大真理」層面的「法治」改革
在江澤民和朱鎔基時代，有一項改革可以算得上在「宏大真理」層面，即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法治」改革。之前，官方用語一直是「法制」。十五大之前，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喬石力推「法治」改革。在中國的政治語境裏，「法制」和「法治」儘管只一字之差，但含義非常不同。前者表明法律是執政黨及其政府的工具，黨政幹部經常凌駕於法律之上，而後者則表明即使是執政黨及其政府也都必須服從法律，無論作為組織還是個人。
但是，「法治」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僅僅作為一個概念或者理念而存在着，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法治」並沒有提到執政黨政治改革的議事日程上來。只是到了2014年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執政黨才形成了以「法治」改革為核心的總體改革方案。
舊思路須告一段落
還有一項改革儘管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但也對執政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就是「三個代表」概念的提出。儘管這個概念的提出是為了解決新興階層的政治身份問題，但容許新興階層進入政治過程（加入執政黨）則大大擴展了執政黨的社會基礎。
從2002年到2012年這十年為胡錦濤和溫家寶時期。這個時期，在政治上的新探索很多，但出現的問題也愈來愈多，預示着舊的改革思路需要告一個段落了。
在社會經濟層面，之前的經濟優先發展政策很快演變成了單面向的「唯GDP論」，即過度強調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環境問題。到這個階段，各種問題一一爆發出來。領導層開始質疑之前的發展觀，提出了「中國要追求什麼樣的發展？」這一重要問題，並試圖通過「科學發展觀」來緩解和解決問題。
就機構改革上說，這個時期基本上承繼了80年代以來的思路。「黨政分開」不再提及，黨政在實踐上開始「一體化」，表現在上述「三合一」體制，也表現在省一級省委書記兼人大主任的制度。不過，從1992年到2012年，每一次的機構改革都是政府（國家）機構改革，黨的機構改革從來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這種「兩張皮」的現象使得黨政機構的發展很不協調。即使在「三合一」體制內部也如此。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有任期制，但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則沒有類似的規定。這種內在的衝突可以引發重大問題。例如2002年當時的軍委主席任期到了兩屆，但因為這個職位沒有任期限制，又繼續擔任這一職位兩年，從而在實踐層面使得這兩年裏不再是「三合一」制度。
黨內民主改革
在這10年中間，最重要的探索莫過於「黨內民主」了。2007年執政黨十七大提出了「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的改革思路。應當說，這是對以往改革思路的改進。以往的思路並沒有解釋民主的發展路徑，但十七大說清楚了。這個時期，黨內民主最重要的試驗就是黨內票決制，尤其是在選拔領導幹部時採用票決制。
這個方向也不能說錯，因為當時人們對民主的普遍理解就是票決，或者選票制。不過，因為執政黨並沒有票決傳統，不存在明文的票決規則，因此潛規則太多，一些政治人物開始操縱這一制度，導致了濫用與不公。這也就是十九大不再使用票決制來選拔幹部的主要原因。
在實踐層面，對黨內民主的探索也導向了另一些甚至更為深刻的問題和矛盾。主要表現在兩個大的方面。首先，為了體現黨內民主，原先的「核心」概念被去掉。鄧小平在確立「核心」概念時說得相當清楚，中共體制的運作需要一個核心，如第一代的毛澤東和第二代的鄧小平，因為核心意味着政治責任。但2002年之後不再使用「核心」的概念。這裏的原因可能很複雜，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為了體現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
寡頭政治與黨領導層「核心」
其次，領導頂層實行分工制度，一人管一塊。這種頂層分封制的確比較民主，至少在表面看如此，但實際上很快就產生了很多惡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中國被稱之為「團團夥伙」的「寡頭政治」的形成。一人管一塊，又因為黨的領導層不存在「核心」，那麼每個常委具有了管轄領域實際上的最終決策權，總書記只是「橡皮圖章」。
十八大之後被清查出來的周永康、令計劃和軍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等，就是典型的「政治寡頭」或者「軍中寡頭」。政治寡頭形成了服務和忠誠於自己的權力網絡，往往從中央到地方、橫跨幾個部委。經驗地看，寡頭政治或許有可能發展成為類似西方的多黨政治，但這無疑是一種劣質民主，是人們必須避免的。葉利欽時代的俄國就是這樣的寡頭政治。烏克蘭自獨立之後也一直是寡頭政治。
黨內民主探索加快，問題預示須改變
這10年黨內民主的探索，也涉及一個外在政治壓力問題。在民主問題上，自改革開放以來，外在的壓力始終是存在着的。西方自由主義是一種具有使命感的主義，具有很強的擴張性。和資本一樣，自由民主如果得不到擴張，就會趨於死亡。在80年代，當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自由主義力圖在中國尋找發展空間。這就是為什麼鄧小平認為「天安門事件」是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小環境互動的產物。
在90年代，在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解體之後，西方自由主義在俄國和東歐尋找到了空間。中國因為內部改革和外部開放的一系列重大舉措，在民主方面所面臨的壓力實際上並不大。但在跨入新世紀之後，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中國在民主方面面臨的壓力再次加大。這個時期，民主在東歐的版圖已經確立，這些國家或多或少都實現了民主，這樣，西方自由主義再次轉向中國。
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領導層儘管都竭力反對在中國搞西方式民主，但他們也沒有忽視探索中國本身的民主政治發展。這種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方對中國的壓力。很顯然，在西方成功地把中國經濟融入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體系之後，很難容忍中國的非民主政治，甚至把此視為政治「威脅」。這種情況近年來隨着西方民主出現問題變得愈來愈甚（另文討論）。
總體上說，從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間，在政治領域，鄧小平的遺產得以延續，在一些方面得到了加強。黨內民主方面的探索加快，但問題也愈來愈嚴重。所有重要的問題似乎隨着十八大的到來，都處於隨時爆發出來的邊緣，而有些甚至開始爆發出來。十八大因此開得非常艱難。所有這一切都預示着需要改變舊的改革思維，另外尋求一條新的改革思維。這便是十八大以後的事情了。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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