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口稱譽的文學鉅作《羅密歐與茱麗葉》和《威尼斯商人》則展示了莎士比亞在無韻體詩和散文的功力。其中《威尼斯商人》裏的散文,除了通過早些提及過一針見血的短語(Ability to Turn a Phrase),來展現民族的氣勢,與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鬥爭,也把這些敏感的社會題材,妙語解頤地帶給民衆。
陳芳教授。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表演藝術研究所兼任教授。台灣莎士比亞學會理事、中華戲劇學會理事。編、著專書有《莎戲曲:跨文化改編與演繹》、《崑劇的表演與傳承》等十餘部:
莎戲劇的改編價值
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很有改編價值,歷久不衰,至今在不同的國家已經有不同的版本。我跟彭鏡禧教授合作,把一些為大家熟悉莎劇以中國戲曲的形式呈現出來,以體現莎劇在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和文化傳統的定位。我們合作的成果主要有四部:《背叛》,《天問》,《量度》,《約/束》。《量度》和《約/束》兩部:前者是以莎士比亞的 “Measure for Measure”(中譯:一報還一報),改編。後者則是剛才彭教授所講述的威尼斯商人的改版豫劇。
爲什麽莎士比亞的作品會有如此多的改編?主要原因爲下:第一,追究以及服膺經典原創;第二,改編莎劇是一種行銷策略。很多時候,只要能夠加入莎劇的元素,觀衆便會趨之若鶩,單單是《王子復仇記》(又名:哈姆雷特),便經常被各大電影引用。就像是;第三,便是莎翁在他的作品裏所表達的民族宗教主義,和殖民意識——《暴風雨》(Tempest)便是此主題的代表作。儘管内容已是歷史的一部分,對現代的影響絲毫不減,反而為文壇建立一個國際交流的渠道,促成1986-1993年的大規模的中外交流。1986年的時候,中國自己便製作出兩部獨具匠心,以《馬克白》(Macbeth)爲主的改編戲劇。分別是昆劇的《血手記》和京劇的《欲望城國》。
很多時候,導演或演員都會把國家文化加入,例如從肢體動作,角色的習慣,和語言來彰顯其與別不同。這是跨越文化改變戲曲的關鍵。1988年的時候,鈴木忠志(日本導演)把《李爾王》(King Lear)結構修改,加入一個精神分裂的角色,從而從日本的傳統家庭社會觀,去瞭解李爾王的内心世界。無獨有偶,1997年,新加坡的導演王景生與六個國家的演員,舞台劇團、歌劇團、作家,製作了《李爾》,探索李爾王和其小女兒的關係。既展示了國際宏觀,也宣揚了一個大的亞洲文化——每一個東方國家都有着其獨特美,不能夠用亞洲一字概括。
西方藝術的東方改編
隨着愈來愈多人改編莎士比亞的作品,有很多學者對改變有不同的想法。其中以莎士比亞的研究學者 Dennis Kennedy 認爲,演繹的重點和作品的成功,不能夠以是否貼近原着來衡量其成功。最重要的是作品自身反映着什麽的自我意識、構思、創意。另一方面,印度的 Rustom Bharucha,卻對這種用西方的藝術來解釋東方戲劇的改編十分反感。他認爲文化的差異性,不能夠因爲全球化就去無視。因爲經濟因素的影響,每個作品都會表現不一樣的成果。加拿大的 Linda Hutcheon,在她的書籍《改變理論》“A theory of Adaptation” 則敘述改編等於改變,樣式架構背景理念不同。即使是根據現有的原作改編,它的價值也不會因此被低估。
回到我們改編的戲劇《約/束》。我們主要用了一下步驟來在莎士比亞的思想概念和語言上,加入儒家、道教、佛教思想。這些步驟分別是文化的移轉(Cultural Transfer)、劇種的特性(Characteristics of Theatric Genre)、情節的增刪(Modification of the Original Story)、語言的對焦(Focus of genre)、程式的新變(Innovating Convention)。首先,威尼斯商人變成了一個中國外邦商人。本來的語言腔調也被昆曲的表演特質,管弦樂隊的文化取代,也加入了柯南梆子,層次更加豐富。面對着莎士比亞的長篇戲劇,情節的增刪是必然的。程式上,每一個角色,都是以演員的個人修養經驗,去提供一點創新。例如,主角王海玲,之前在演出白蛇傳時,曾學轉算盤。在《約/束》裏面,便爲這個家傳戶曉的商人角色,添加了一點趣味。縱觀全局,戲劇可以通過跨文化作品來加深哲學思想和影響的高度。
古兆申博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從事文藝創作,評論及書刊編輯,曾任《盤古》/《文學與美術》等刊物編輯。熱衷於崑曲推廣及研究,並參與内地專業崑班的舞台製作,擔任編劇、顧問、演出策劃等職:
湯公莎翁:以文藝挑戰社會風氣
各位教授戰士都精彩絕倫。現在,我們回到沉悶的哲學問題——人性論。專門戲劇研究的朋友會知道,戲劇表現的是人性。莎士比亞的悲劇和喜劇呈現的,是命運與人性的相連。明代作家,一向很受宋明理學的影響。而宇宙本體跟人的政治關係、思想、修養,在不同的觀點的影響下,也納入了科舉考試之中。
而這些個人道德和倫理的吹捧下,讓「性」和「理」變成了人類根本。當時的社會風氣,提倡的是「率其性情之正以合於天理」,情理不能共存。可是湯顯祖的看法,卻比宋代明代的都不一樣。湯公的人性論在《覆甘義麓》裏面提到——「性無善無惡,情有之」。情,是通過後天環境和因素所培養的,使每個人都不一樣。同樣地,莎翁在400年前把拉丁文轉成白話文,也對宗教、種族,這些議題持有別樹一幟的看法。這樣説起來,湯公和莎翁都是勇於以文藝作品挑戰社會風氣的文人。他以真情創作,説明「人性從情」的邏輯關係。他歌頌杜麗娘、柳夢梅、霍小玉的情感,即使夢境今生不成,來生是有希望的;卻批判盧生的愛慕虛榮的欲望。用超現實的夢境去批駁貪官污吏、官場腐敗。
結語
鄭培凱教授:
16世紀末和17世紀,在東西方,都出現這樣文化巨人,這真是一種巧合。其實我們仔細想想,在全球發展的歷史當中,這是最早全球化的開始,西方發現了新大陸,把舊大陸的所有經濟、傳統、社會基礎都動搖了,所以我們看到西歐整個社會發生變動,包括西班牙。西班牙其實是變動發生最重要的地方。中國的變化則是從馬尼拉過來的,整個東南沿海,江南產生變化,經濟會讓社會產生變化。宗教也有變化,莎士比亞的青年時期,社會動蕩猶如疾風暴雨,造讓他的成長過程特別豐富多彩。相比莎士比亞,湯顯祖的文人傳統抒情性較強,人物的內心世界都化作優美的詩篇,關注真理與至情的展現。或許可以說,莎士比亞繼承了文藝復興的探索精神,文思如夏日盛放的玫瑰;湯顯祖則是晚明士大夫追尋高尙境界的君子,承繼了中國文人傳統的清雅標高。四個世紀過去了,兩位文豪愈發成為人類思索生存意義、追求美好的象徵與源泉,值得我們深思;生命有限,只有文化與藝術才能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