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中國是禮儀之邦。筆者這個「番書仔」的淺見，那是自孔子以來，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案。這種方案，需要把社會設想為一個縝密的結構格局，每一個人都在這個格局裏有一個特定的位置，所謂「各安其位」。然後要求或者期待每一個人按照自己的位置服從特定的規矩，即「安分守己」，嚴格要求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更重要的是，要每一個人發自內心去遵從這規矩。這是筆者理解的「禮」。
在這個格局裏面，於是有了非常嚴格的長幼、上下、尊卑、男女，因此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含姐妹）等的相互關係與禮儀。現在中國內地的大家庭愈來愈少，尤其「一孩政策」（1978年）的影響，兄弟姐妹的概念幾乎成為歷史；2015年提出雙胎政策（即父母都是獨生子女可以生兩胎），情況並沒有太大的扭轉；最近取消「一孩政策」以後，也沒有出現「搶生」的情況，看來新的一代不太願意生孩子。於是，每個人的兄弟姐妹，就趨向於「1」或「0」。隨着，叔、伯、姨、姑的概念也會愈來愈淡薄。
在香港，很多上一代，還有來自大家庭。一到春節拜年，一家團聚，就會出現親戚之間稱呼的重溫──媽媽的舅舅的孫子，叫什麼？爺爺的姐夫的妹妹的兒子，又叫什麼？小學的時候，有一科《尺牘》，原意是教寫信的，就要學很多稱謂，包括各種輩分的稱謂。什麼「姑丈公」、「姨婆」，現在變成都是一年一度春節團圓才叫的。還有，同一個人，有些孩子叫她婆婆，為什麼另外一些孩子卻叫她嫲嫲；虧中國人的孩子從小就習慣了懂得這種差別。在他們的腦子裏，從小就有了輩分的概念。
不婚不生 家庭轉型
就算是香港，這種情形也正在式微。很多新一代的，不婚不生。生的，「一個起，兩個止」，對下一代來說，有了姑媽，就不會有舅父；有了叔伯，就不會有姨媽。也會絕少出現「三姨媽」、「六舅父」之類。
西方社會沒有這些「麻煩──“uncle”、“auntie”、“nephew”、“niece”、“cousin”加上“grandpa”、“grandma”，也就完了。不分男家、女家、父方、母方；在美國，有時候甚至直呼其名，不分老幼、尊卑。
輩分，在華人社會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這就不限於家族之內。機構、官場、學術界……都是如此。社會上是「敬老」，至今，在許多華人社會，被稱為「您老人家」、「您老」、「老先生」，是一種尊稱。不止一次，在內地講課前，主持人介紹說「程先生年事已高」，聽起來就不大舒服。大約30年前，初到美國，在酒會上稱讚對方老資格，旁人耳語，說這樣很不尊重。
一個機構裏面，坐在一起開會，主席當然是最高職位的董事長、總裁，往往不只是會議主持，還是主要發言人。主席沒有指示，下面（「下面」）不會主動發言。即使是下面發言，也有從高職位到低職位的排序潛規則。要是新進的年輕人，「搶先」發言，就會招致「白眼」，「你算老幾！」日本學生告知，老師在課上提問，要是班裏的「前輩」不回答，「後輩」不敢答——前輩，可以是籃球隊的隊長、合唱團的聲部長、學生會的幹事，等等。可見輩分在日本是深層的文化特徵。
學術輩分 刻意分等
在學術界也是這樣。在台灣，有些大學，近親繁殖是常態。系主任常有抱怨：「輩分高的不願意當主任，可系裏面的成員，都是我的老師輩…… 難呀！」多年前，香港一所大學，某系主任還規定系裏面的同事，發表論文，作者必須有他，而且必須他的名字排頭。師生之間，博士導師規定學生必須在他的（狹窄的）領域裏做研究，因此20、30名博士生，都做着幾乎是同一的題目，時有所聞。更有規定博士生只研究導師自己的學術思想的。筆者也遇到過剛來香港的博士生，說：「我沒有自己的題目，反正老師您叫我做什麼題目都可以」（！）。
會議拍照，那是內地開學術會議的「規定動作」。本來是時間非常緊湊的一個學術會議，拍一張集體照，還是非常重要的項目。拍照的時候，排隊是一個大學問。前排、後排、當中、靠邊，都很講究。若干年前，筆者當時是副教授，一次被邀作主旨報告，拍照時，有過百人，指揮者拿着擴音器喊道：「教授的在前面，不是教授的請站到後面」；筆者立刻識相溜到後排去。
很多年前，是世界銀行的項目。進到旅館，當地接待的，特地說：「我們給團長準備了最好的房間，是周總理住過的」，團長其實只是世行一位普通的研究員。第二位是美國的華人副教授，安排到一間大套房；筆者住小套房。而我們之中其實學術輩分最高的北大一位教授，則住進了一間普通標準間。接待者在分配的時候，還特意申明房間的等級。同一個團，順便訪問了一所大學，臨走，贈送紀念品，送給團長的，「這是本校一位全國知名的美術教授畫的。」美國華人教授，「這也是本校一位本省名家畫的。」輪到筆者與北大教授，「這也是本校不錯的教師作品。」是刻意作等級區別的。當時我們就議論：團長有特殊的紀念品，可以理解為給機構（世銀）代表的，那也常見，為什麼故意要把其他人劃分等級？現在再想起來，只能說中國是一個等級社會，所以一切禮儀，都是按等級安排的。
差距格局 文化特色
這些等級觀念，影響到改革。高等教育多次嘗試改革大學的職稱。最大的困難是大學職稱與公務員等級的掛鈎（有稱此為「官本位」制度）。比如說，北大、清華的校長，相當於副部級（副部長）。一般大學的副教授，相當於縣級（也是軍隊的團級）。這就還牽涉到工資、福利待遇、退休待遇、政治待遇（例如參加哪一級的會，閱哪一級的文件，也牽涉到人事調動的準則、調動資源的權力），等等。不過引入市場經濟以後，這些對應就逐漸淡化；尤其是對外接觸較多的地方，就逐漸不太嚴格。
筆者在港大當副校長的時候，到農村從事研究，就常常給了對方接待的困難。港大副校長，需要有副廳級的領導接待，如會見、宴請。有時候，到的是基層的農村，要找到相應級別的官員，就有困難。其實筆者只是以一名研究員的身份做項目而已，並不代表大學，更不帶行政身份。逼不得已，有時候就「瞞報」，以免對方難做。
這也聯繫到對於大學行政職務的看法。在香港，當系主任、院長、校長副校長，是一時的職責；任期滿了，又回到基層當一名學者。但是，在內地，到處都有人堅持稱筆者為「程校長」（注意：還略去了「副」）。人們往往認為當校長是「升級」，不當校長叫做「退下來」；終身總得按最高的職位稱呼。在台灣，早期也有類似情形，常常有「退下來」的軍人，繼續被稱為連長、團長。西方就很不一樣，筆者在倫敦大學的其中一位博士導師，中途轉到英聯邦事務處工作，就周知各人，以後不要稱他為教授。近年，在中國內地，也逐漸有了轉變，當一屆院系的黨委書記，又回到基層從事學術工作，已是常態。這是文化的轉型。
所以費孝通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差距格局」（筆者譯為Hierarchical Configuration），是非常準確的概括。只要看看，在中國內地，唸完學士，幾乎都爭取唸碩士，最好是再唸博士。連僱主都會覺得，學歷愈「高」，本事愈大，把學歷等同於能力。在外面，碩士、博士，是按照專業或者學術要求才唸的。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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