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相信，或者這是一齣黑色喜劇。
過去20年是香港最需要求變的時候，但社會的主旋律卻是追求不變。而你以為是建制派最不想變（當然，他們確實也不會怎樣思考變革），可是現實卻是連站在對面的反對派也不會認真求變。
在香港，談變是一件相當艱難的事情。
或者就是這個原因，「沒有變過」成為了一種正面的東西。
需否認真想想如何面對轉變的大環境？
近期中央領導人忙着說「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建制中人不知如何插嘴，反而是反對派最有興趣去回應——他們連忙大叫既走樣又變形！我相信他們的意思是，領導人所指「不走樣」之處，正是扭曲最為嚴重的地方。但問題是：他們真的認為回到原型，便什麼問題都沒有嗎？究竟在他們的心目之中，「一國兩制」的問題是出於偏離初衷？還是連初衷也有問題？什麼才是原裝的「一國兩制」？說得直接一點，究竟香港有沒有需要面向未來、放眼長遠，認真想想究竟要如何面對一個不停在轉變的大環境？這一方所說的「沒有變形」，出於為自己辯護；說得白一點，「一國兩制」是政策，不是合約，只要那個「形」尚在，其他由微調到大改，都可以以「全面管治權」之名來操作。那一方所說「走樣」，則其實不知道應該怎樣做（要回去一個回不了的過去？還是衝向更不確定的未來？），總之作個反應、做個姿態，有點交代。
根據香港流行的政治劇本，反對派大罵既走樣也變形，便足以引起中方、建制的不滿，再而惡言攻擊。在舊時的政治環境裏，這樣的你一言我一語，大可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參與辯論的雙方均可乘機賺取一些媒介的注意、提高一下政治本錢。不過，今時今日，政治環境早已經歷重大變化，形勢截然不同。罵「一國兩制」走樣變形，不單止不足以爭取年輕一輩的支持（因為這樣的批評還停留在原有的框框之內），甚至反過來會受到包圍和攻擊，批判為「賣港之徒」。
那麼更激進的呢？「歸英派」（在內容上其實毫不激進，他們的特點是「激」，勝在說了一些部分人不會說、不敢說的話）的處境最可憐，連正正經經登台唱戲的機會也沒有。他們的劇本需要英國人的參與；如果沒有英國公開表示有興趣為了香港「不惜一戰」，又或者視港人為其國家公民，打算全數接收，則「歸英派」基本上無「英」可歸。神女（但也不見得是多數）有心，但襄王無夢。有關討論早已自行了斷。
「勇武派」的特點則在於「勇」，基本上與「激進」也扯不上關係（所以，更適合的標籤應是「激動派」）。理論上，「勇武」者之勇武，是以行動來解決問題，不理三七二十一動起來再算。有趣的是究竟他們要解決什麼問題？改變什麼現狀？這從來沒有說清楚。這個沒有說清楚的做法，有其實際意義。事關他們不善於團結，在未有說清楚、含糊過去的情况下，尚且四分五裂；如果說得清清楚楚（於是大家更自覺地跟其他人保持距離），那肯定只會加速瓦解。可是，無論如何含糊、概括，也總要有個立場、位置。問題是這個題目不好討論。
社會無方向地繼續航行
在過去幾年連番激動的行動中，大致上已將一些「左翼」的想法邊緣化。在雨傘運動中，「左翼」思想節節敗退，其實是很有需要好好了解和分析的現象。當然，在議會之內今天仍有自我定位為以推動平等、公義為己任的議員，但在整個社會層面上——尤其是在實體的或非實體的，年輕、好辯的圈子之中——則明顯地是靠向「右」的。在香港，一向都是靠「右」屬於多數，九七前如是，九七後亦一樣。本以為浩浩蕩蕩、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也會是一次思想的大轉變，最低限度會帶來新的價值觀，為公平、公義、民主、平等等概念填上豐富的內容，力求香港的社會制度來一次徹底的改變。但兩年多以來，除了小部分的「深耕細作」之外，更多的其實跟「右」的主流沒有太大分別。年輕人口頭上痛恨「老嘢」，但心底裏仍然有着不少老人的牽掛，卻又不敢宣之於口。受到「政治正確性」的壓抑，明明想搞民粹主義，總之好好醜醜將一些當權的（包括沒有什麼權力的反對派政黨中有頭有面的）拉下馬，又或者拆掉一個其實很細小的「大台」，只求「大快人心」、過癮過癮，現在卻要花盡心思，扭來扭去掛個大題目（愈大愈好，要「高不可攀」，太易可以實現反而麻煩），所謂出師有名。如果將他們在什麼聲明、宣言上的虛詞刪除，其實通常都沒有什麼很實在的內容。姿勢總是先於實際。雷聲大雨點小，是新近流行的策略。
更弔詭的是，由於虛張聲勢成為習慣，認識的一些年輕朋友，他們很快地成為自我的反面而不自知。理論上他們痛恨共產黨，但現在搖身一變，自己也開始搞很有「先鋒黨」特色的政治組織。理論上他們反精英，現在一天到晚以喚醒裝睡的人為己任，以為人人皆不知，只有自己最為清醒。
如此這般，恐怕應變的不會變，不應變的卻會改變。整個社會無方向地繼續航行。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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