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自由「退步主義」

今天人們看到西方所取得的成就，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方面的，都和近代以來的西方自由主義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西方近代以來就是自由主義化的過程。不過，今天西方所面臨的問題和危機，也是自由主義發展的產物。

自由主義能否解決今天西方的問題？即使在西方，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極其分化的。西方自由主義力量努力在自由主義的框架內尋求解決辦法，但在很多國家的很多領域，自由主義不僅沒能解決西方問題，問題反而在惡化。

一些觀察家開始把西方的問題和危機歸咎於自由主義。這並非毫無道理。自近代到今天，自由主義在發展過程中發生了質的變化，從自由進步主義發展到自由「退步主義」。

從馬基雅維利到霍布斯

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造就了近代西方自由主義。從歷史來看，西方自由主義並非今天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是人性的自然產物或歷史的必然。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是一個非常血腥和暴力的過程，不僅僅表現在西方各國內部，也表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一些西方學者把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視為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先鋒」，這並不為過。從馬基雅維利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可說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早期形成階段。在這個階段，自由主義表現為赤裸裸的現實主義。這裏的現實主義不是保守主義，而是現實主義的理想主義。

馬基雅維利認為，「目標證明手段正確」；也就是說，君主為了達到一個既定目標，什麼樣的手段都可以使用。這種赤裸裸的「工具論」使得馬基雅維利被標上臭名昭著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不過，君王的目標並不僅僅是君王個人的，而是為整體國家和社會的大目標。這一點經常被痛恨馬基雅維利的人所忽視。

霍布斯則更進一步論證了「專制政權」的合法性。他的論點很簡單：無論怎樣的專制政權，總要比無政府狀態好。對君王來說，首先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即利維坦（Leviathan），然後才可以有其他作為。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其他什麼事情都談不上。

自由主義曾構成巨大進步動力

事實上，如果沒有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時代的西方國家制度建設，很難想像自由主義日後的發展。在霍布斯之後，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開始發展自由主義理論。洛克的理論儘管重要，但比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簡單得多，順利得多。洛克只不過是把英國當時已經開始的政治實踐概念化和理論化，把英國實踐「包裝」成自由主義理論。

洛克之後，無論在實踐還是理論層面，西方自由主義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構成西方進步的巨大動力。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 H. Marshall）把西方社會權利的發展歷史分成三個階段，即18世紀擁有了市民權利（civil right），19世紀擁有了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20世紀擁有了社會權利（social right）。這裏指的市民權利是馬克思意義上的，即以商人和資產階級為主體的經濟發展和進步；19世紀則是普選權開始擴張的時代；而到了20世紀，福利社會開始發展，也就是馬歇爾所說的社會權利。馬歇爾所說的政治權利在19世紀時仍然為少數人所享有，因為「一人一票」的大衆民主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而標誌社會進步的社會權利，也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是老百姓鬥爭出來的。但不管怎樣，這些方面的進步就是近代以來西方自由主義的勝利，或者說是自由主義原則的實現。

但是，今天西方社會的現狀表明，自由主義原則出現了問題甚至危機。因為經濟的全球化和技術的發展，資本力量過強，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已經變得不可接受，而「一人一票」的民主產生不了有效政府。基於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政治，會不會在歷史長河中曇花一現呢？

知識相對論令社會問題變得棘手

自由主義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自由主義愈來愈沒有能力解決所面臨的問題。

在知識方面，自由主義失去了往日的進取精神，出現了一種可以稱之為「知識相對論」的現象。簡單地說，知識相對論的意思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絕對，一切都是相對的。例如沒有絕對的正確或絕對的錯誤。當然，知識相對論只是針對西方內部發展而言。這尤其表現在寬容或容忍方面。寬容和容忍是自由主義的美德，是自由主義和中世紀至高無上的教權鬥爭過程中產生的，後來在和各種形式的專制政府鬥爭過程中，這種美德得到了強化。不過，到今天，對自由主義來說，「容忍」表現為什麼都可以容忍，包括恐怖主義。在西方，社會群體對政府的恐懼已經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這種恐懼遠遠超越了對恐怖主義的恐懼。這也就是西方各國政府不能有效反恐的一個主要原因，尤其是內生的恐怖主義。

美國的槍枝管理也是如此。個人擁有槍枝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但因為沒有「誰對誰錯」的道德判斷，這個問題演變成利益之爭，很難得到解決。同樣，政治精英之間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共識，誰的觀點都是相對的，所以誰也不服輸；但政治人物又表現得不負責任，動不動就訴諸民衆，讓民衆來決策。公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政治人物由民衆產生，民衆信任他們，讓他們代表自己的利益，但公投表明政治人物已經沒有能力為民衆決策，而把這種權力「返回」民衆。正如很多公投所表明的，民衆不是什麼問題都有能力決策的。

西方未能正視文化多元主義失敗

「政治上的正確」也是自由主義相對論的表現。從一個角度來說，「政治上的正確」是一種進步，使得人們意識到不是什麼都可以說、都可以做，人人都要克制自己，盡一份社會責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治上正確」具有進步性。西方社會的宗教、種族、民族等問題一直是極為敏感的，在這些領域確立「政治上正確」具有進步性。但如果「政治上正確」意味着迴避問題，那就要犯巨大的錯誤了。所謂的「文化多元主義」失敗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今天儘管西方很多人承認「文化多元主義」失敗了，但還是不可以討論，更別說去正視問題了。這使得西方自由主義社會的整合性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自由主義過去的成功，在於其以自由主義原則整合了社會。如果自由主義不再能夠整合西方社會，而任其分裂下去，自由主義就會失去其內部基礎。

不過，在很多方面，自由主義又趨向發展成封閉的原教旨主義，失去了傳統上的開放性。早期自由主義是相當開放的，尤其是上面所討論的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時代。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都是自由主義開放的表現。但自198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高度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演變成教條主義。這尤其表現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上。以自由的名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反對政府的一切干預，包括貧窮。近數十年來，西方社會中產階級急劇減少，社會出現絕對貧困狀況。例如美國的中產階級已經從二戰後高達70%減少到今天的49%。這些發展和新自由主義相關。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方面導致資本力量的壯大，另一方面有效阻礙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歷史終結論足證西方自由主義絕對化

個人主義的絕對化也是原教旨主義的表現。這種絕對化表現為把今天人們所擁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權利視為與生俱來，是「天賦人權」。因此，不僅誰也不能剝奪個人所擁有的這些權利，而且不管個人行為如何，人人都應該享受這些權利。然而，事實並非這樣。正如馬歇爾所分析的，權利的實現具有歷史性，所有權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上升時期自由主義力量鬥爭出來的。一旦把各種權利視為「天賦」，無論個人努力與否，都可以享有這些權利，就出現了「誰來創造這些權利」的問題。例如福利，儘管大部分人會贊同和支持人人有享受福利的權利，但誰來創造福利呢？如果人人具有分經濟大餅的權利而沒有人做大餅，這個社會如何可持續發展呢？

對外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始終表現為絕對化，西方的所作所為，一切都是對的。因此，西方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和意識形態化，而把非西方「妖魔化」。這方面在西方的「歷史的終結」理論表露無遺。二戰之後，在和蘇聯陣營共產主義鬥爭過程中，西方自由主義不遺餘力，後來的新自由主義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成長發展起來的。甚至在戰爭方面，西方也存在着「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之分。在政治領域，二戰以後，西方花費了巨量的人、財、物向非西方國家推行西方式民主。多年來，學者和政策界基本上扮演了西方民主自由的「傳教士」的角色。

特朗普意圖糾正衰落的自由主義

西方擴張背後的理由很容易理解，但問題是在這樣做的過程中，西方把自己封閉起來，失去了進步的動力。首先，把自己道德化，意味着什麼都好，並且是最好的，因此很多人得了「自我麻痹症」。其次，西方忙於向外推銷自己，指責他國，結果沒有時間和精力來研究自己的問題，忽視了自己存在的問題；即使一些人發現了問題，總認為是小問題，盲目相信自己有「自我糾錯」機制。再次，西方的民主自由的確在非西方國家找到了信徒，這些信徒對西方的「捧殺」使得西方更是得意洋洋。更為重要的是，非西方國家快速進步。非西方國家受西方的壓力，很快把西方那些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學了過去，獲得發展和進步。在亞洲，早先表現在二戰後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冷戰結束後表現在中國等經濟體。等到西方反應過來時，這些經濟體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和西方競爭了。今天的西方，已經沒有先前那種自我優越感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那樣的新興經濟體的恐懼感。

在很多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已經沒有了近代那種進步的動力。它已經不再是一種具有現實主義的自由主義，而是一種自以為是、沒有自我反省檢討能力的虛偽主義。這種趨勢如果持續下去，西方自由主義必將繼續衰落，直到最後的危機。實際上，今天西方自由主義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如果要生存和發展下去，自由主義必須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重新回到近代那種現實主義精神，進行自我更新和轉型。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特朗普現象的出現並不難理解。從一個角度來說，特朗普意圖糾正正在衰落的西方自由主義。不過，特朗普所使用的「非一般」手段被普遍視為是反自由主義原則的。因此，特朗普執政以來和自由主義既得利益體制一直處於對立狀態。特朗普的現實主義能否挽救西方自由主義，當拭目以待。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