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冠聰：一代人的困局　|本社編輯部

編按：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於2017年6月17日舉辦「2047：香港何去何從？」論壇，請來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李柱銘、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香港眾志主席兼立法會議員羅冠聰、以及《十年》電影策劃人兼導演伍嘉良擔任講者，五人分享他們對未來30年的看法和想像，並開展有關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討論。以下是羅冠聰當天的發言：

到了2047年，我大概54歲，正值壯年，大家也可明白為什麼如此多年輕人關注2047年的問題了。

曾鈺成先生提到一國兩制要成功，尤其是一國兩制的未來，實賴於年輕人的支持和國家的信任。但這種信任卻非常脆弱，特別對年輕人來說更是如此。俗套點說，這種信任就是「搬龍門」。

一河之隔，假如一個國家的信任是建基於防火牆和無盡的監禁，年輕人又如何能信一個如此主觀的制度和管治風格呢？年輕人成長於中港矛盾的社會意識之中，對於中央政府能放手給予真正港人治港的信任是非常薄弱的。

民主自決挑戰主權？

曾鈺成先生提到實踐一國兩制需要三座大山：一條能隨時釋法解釋的第23條法例、一個看見國旗需要流淚的國民教育和一個沒有提名權的普選。在這前提下，你叫年輕人如何支持一國兩制呢？

在選舉中，我用民主自決為綱領。民主自決一提出，許多人也很反感，疑惑我們是否在挑戰中國的主權，還是只是一個空口說白話的競選綱領。民主自決是一個新的政治觀念，到了2047年，我們如何保障香港的制度，民主自決便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向。香港眾志在得到立法會議席後，積極開展「香港前途研究計劃」，透過英國的「檔案法」規定而解封的80年代檔案，我們能深入研究香港的一些歷史。

回顧香港1997年的問題，我們可以參考《鍾士元回憶錄》。鍾士元在回憶錄中提到在六七暴動後，還有30年就是1997年，他開始思考香港前途問題。研究之後，他當時的判斷是30年內中國必先處理更迫切的台灣問題，然後才處理香港問題。鍾士元後來說道這是錯誤的判斷，耽誤了處理香港問題的時間，到80年代才開始認真處理97年的問題。

英國處理香港問題的六個方向

今天是2017年，距離2047年有30年之遠。根據我們在英國、香港和加拿大得到的1983年文件顯示，當時英方提出了六個方向：全面主權換治權、局部主權換治權、交回主權但替香港爭取最好的協議（make the best deal for Hong Kong）、和中國談判一個他們可接受的主權換治權、暫停談判，待香港本土化、進一步測試中國立場。文件亦披露80年代開始處理主權問題是已遲一步。如果我們在60年代開始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和九七主權移交安排，香港會不會出現新氣象呢？這問題正正告訴我們，2047年的問題要從當下開始討論。

「一代人的困局」指一整代香港人，不論是熱衷於民主，還是想守護香港一直以來的制度，我們都面對種種困局，唯一能做的事情是用拳頭擊打牆壁，嘗試打開一些缺口。過程之中，我們可能受傷，亦清楚明白假如要突破困局，受傷難免。過去一段時間，很多市民參與公民抗命、在街上用身軀和權力對抗，爭取他們想要的事情，當中他們是受了傷的。

到了2047年，基本法第五條，保障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條例可能會過期，中英聯合聲明正式完結，雖然很多中方人士認為50年只是虛數，鄧小平就說過50年不變，50年之後更不會變，但這關乎到信任問題。大家都明白很多時候，中方掌握了基本法和香港的制度上的話語權，因此當下民間應該開始思考2047年的問題，做好充足準備。

民主自決是一種權利。1997年，為什麼香港人不能自決自己的命運呢？中方的官員說在70年代，殖民地名單剔除了香港，香港失去自決的權利。但我們回看歷史文件，1971年11月，中國正式入聯後不足四個月，其駐聯合國大使黃華急不及待在翌年3月8日去信非殖化特別委員會，強烈反對港澳被定義為殖民地，單方面宣稱港澳地位都屬中國主權範圍之內。

非殖化特別委員會順應中方要求，於1972年提交年度報告，引述黃華的信件並向大會提出相關建議。這份報告共分五冊，長達1198頁，港澳問題只在第一冊中第64頁的第183段提及，顯然在整份報告中是微不足道的。再者，任何委員會的定期報告，其性質只屬記錄和匯報工作，一般情況下不會受到太多注意，也不會被大會否決。而由當時的發言紀錄可推斷，支持議案的委員國代表中，絕大部分投下贊成票的理由是希望看到被殖民的人民盡快獲得自由，而不是就黃華的要求表態。港澳問題只佔1198頁的一段文字，「香港和澳門應否從殖民地名單被剔除」此議題又非議案的重點，並未被分拆成為一個獨立議案，聯合國大會從沒就其作過充分辯論及表決，最後鑄成大錯。

假如我們視自決為一個權利，1997年被無理剝奪，那討論2047年的問題是否要避免重蹈歷史的錯誤呢？北京政府在97年或過去一段時間，經常說香港的廣大人民都歡迎回歸，香港人對返回國家的懷抱感到雀躍和支持。但我們現在弄清楚香港的主權移交和自決權的歷史，除了喚醒大家的身份認同外，更是未來的博弈策略。如果我們能夠重視香港作為殖民地的自決權利，能夠早30年討論主權問題、政制的安排、基本法的修訂等等，我相信基本法的落實和執行，去到今時今日的境地，不會如此失控。

自決與獨立

主權的爭議對共產黨傷害最大的，是人民對民族的離心。我們就是要提出一個訊息：假如中共在港的管治繼續腐敗、以謊言騙取，只會令北京失去一代香港人，年青人更會愈走愈遠。我們提出自決，希望透過回顧歷史，深化民主論述，為民主爭取身份認同以及戰略的基礎。

自決和獨立有何分別？想像自決是為一種權利，試想像我喜歡飯店A，現在我們相約出來，給你選擇去飯店A或飯店B。如果北京政府對一國兩制的管治是如此有信心，不應害怕人民有選擇，甚至這種選擇能鞏固一國兩制在港的合法性，因此「爭取自決權利」和「一國兩制」兩者並無衝突。這亦創造一個監察機制，讓北京思考對港策略時更關注港人訴求。

未來，來自政權的打壓是不會停止，對政府不滿與日俱增，但同時無力感增強以及反抗存度減弱，我們更要懂得有韌性地抗爭，繼續嘗試突破、蘊釀市民情緒，亦避免冒進盲動，伺機而動，韜光養晦。我們的戰場在國際、社區、議會，認真做事，不易言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