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子健：政府不要誤判「和理非」

因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起的抗爭運動，其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和理非」與勇武的抗爭者「不割席」。以運動中人的說法，就是「核爆都不會割」。

7月1日示威者強行衝入立法會大樓並加以破壞，超越很多市民原來接受的界線。當時不少親政府人士估計和理非會與有關行動割席，民意會逆轉。但事實上沒有。後來警方差不多封殺所有遊行，似乎是想嚇退和理非示威者，但數以十萬計的市民照樣參與多次警方反對的遊行。再後來政府運用《緊急法》權力實施《禁蒙面法》，但仍有大量市民戴口罩參與集會遊行。

過往似乎政治冷感、奉公守法、珍惜和平的香港市民好像突然之間轉了性，對抗爭者的暴力非常容忍。正是因為有和理非群眾對勇武和前線的抗爭者的強大支持，令到運動經歷了約4個月而不衰。

「不割席」簡單強大理由：政權「太過分」

政府可能無法明白和理非的取態，並且希望他們因為愈來愈多的前線暴力而跟勇武的抗爭者割席。但如果他們有貼地聆聽市民的聲音，誠心反省自己的過失，就明白和理非不與勇武割席有一個簡單但又非常強大的理由，就是政權「太過分」。「太過分」有3方面：是非、公義、安全。如果政權不在這3方面大徹大悟，化解市民的憤怒，抗爭運動不會平息。和理非寧願「攬炒」，都不會跟勇武割席。

首先，是非。這一場抗爭運動的出現，是政權錯在先，而運動持續不斷，是因為政權一錯再錯。但到今天，政權有真心誠意的認錯道歉嗎？有的只是為引起「社會紛爭」道歉，或者為「意外」引起的不幸道歉。而眾多犯嚴重錯誤的管治班子成員和親政府政客還安坐高位，甚至譴責什麼什麼暴徒和暴行。這是何等的荒誕。

學術機構的民意調查顯示，大約四成的市民認為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但更多的人認為警方使用過度武力，更多的人認為引起社會動亂的主要責任首先是政府，其次是警隊。民心明辨是非。他們並非盲目支持勇武前線的行為，但認為這些行為主要是政府和警隊導致。如果政權繼續打壓抗爭運動、堅持錯誤，我作為一個和理非為什麼要和勇武割席，袖手旁觀容忍政權的惡行？

都是不公義受害者怎會不站同一陣線？

其次，公義。警暴差不多是市民的共識。民意調查顯示，接近九成市民支持成立有法定調查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有接近七成市民同意「警方使用過分武力」講法和同意大規模重組警隊。不少示威者確實觸犯法律，執法者對其予以逮捕是應有之義。但由6月12日在立法會大樓周圍爆發的警民衝突至今，太多表面證據顯示警員對示威者施加過分武力、對無辜市民使用不當武力和濫捕。還有很多被捕者及其律師指控在拘留期間受到虐待或者不合理待遇。執筆之時，在百多天激烈衝突中，除了噴藍清真寺外，警隊未有就任何一件事道歉，最多是「不完美、可以改善」。就算是噴藍清真寺，也只是因為想「保護」清真寺。而對於那幾位真的是想保護清真寺而在現場被藍水噴中的人，一句對不起也沒有。

香港是一個資訊發達的社會。今次抗爭運動有大量媒體直播，另外有大量市民親身走上街頭。對警隊表現，他們心中有一把秤。不少勇武抗爭者犯錯犯法，但他們面對執法者的強大武力，隨時被捕，有機會被虐打，有機會被判刑。但警員呢？他們蒙了面，沒有編號，不出示委任證，市民可以怎樣討回公道？更甚者是那些高官好官我自為之，還煞有介事地好像努力修補自己破壞的社會和經濟，並無任何處分。重大的不公義帶來重大的憤怒，和理非和勇武都是不公義的受害者，他們又怎會不站在同一陣線？

香港變警察城市必然衰落

最後，安全。現時超過一半市民對警隊零信任，約七成市民要求大規模重組警隊。執法者不守規不守法，是非常可怕。和理非一般年紀較長，知道在上世紀70年代肅清警隊貪污前，無法無天的警員有多可怕。不少人認為，7．21元朗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是抗爭運動的轉捩點，因為市民因此覺得警隊不再公正執法。往後幾個月，警員不斷介入政治，批評政務司長、批評特首、批評大學校長等等，另外又辱罵議員、記者、市民。香港變成警察城市，不單單是示威者不安全，一般市民也不安全，投資者也不安全，香港必然衰落。果真如此的話，和理非與勇武一起抗爭，大不了攬炒一場，也不比香港變成警察城市差。

政權反省、擔責、與民和解能令這城市復興

平情而論，香港市民以至抗爭運動的要求毫不過分。如果政權繼續顛倒是非、踐踏公義、危害公眾安全，和理非不會因為政權虛情假意的小動作而離棄抗爭運動。再大規模的暴力鎮壓只會帶來無盡的抗爭，政權除了保住自己的權威外，其實一無所得。抗爭者會帶着良心犧牲，但執政者將會滿手鮮血走向地獄。如果政權能夠認真反省，承擔責任，與民和解，以香港人的頑強和創意，一定能夠令這個城市復興。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