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展望後新冠病毒、後特朗普時代全球秩序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雲漢教授為灼見名家六周年發表主題演講，以下為演講全文：

新冠病毒危機的確是百年罕見的，帶給人類社會非常深刻跟嚴峻的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而且對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衝擊。

現在已進入後特朗普時代，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現在還在這場世紀性的疫情危機之中，後新冠病毒時代還沒有來臨，當然我們今天來看這個問題當然有一點超前，但我們最近也看到一些讓人非常驚訝的發展，在英國、美國、法國、伊朗等等這些重災區，第二波或第三波疫情正在蓄勢待發，兩個大的發展中國家印度跟巴西疫情始終沒有受到有效的控制，如何評估新冠病毒危機對全球秩序的影響，大致上有兩種看法：第一個是把它界定成會帶來深遠、根本性的影響，重塑全球秩序，改變歷史軌道跟前進方向；另外一種看法相對來講比較穩重一點，因為通常這樣一場意外的疫情危機，還是在既有的結構格局之下，加速或減緩原來的歷史趨勢，它會突出或激化既存的社會矛盾跟體制脆弱性，但還不至於會根本改變歷史前進方向。

我個人比較支持第二種看法，新冠大流行會加速歷史腳步而非改變歷史，美國領導地位不斷下滑，超級大國之間出現各種摩擦與衝突，這些趨勢或特徵，在這場危機之前就已經發生，不過可能會因危機而加劇，對這個大題目，簡單歸納成四個重點，對未來全球秩序影響最明顯的，就是這場疫情及特朗普這4年荒腔走板的領導風格，加速了美國領導地位的殞落，所以美國的霸權地位會進一步被削弱，可以分幾方面來講：

美國出現危機

嚴重折損美國國際領導威信，也加劇了美元信用危機，因為美國財政結構進一步惡化，這場疫情以及最近剛結束這場大選，兩者都暴露出美國民主體制的各種缺點，而且它的散漫、各種存在的累積的各種內部問題；另外，這場疫情也突出了美國式資本主義的脆弱跟不平等；在思想方面也激發了很多見解。很多觀察家都認為，過去35年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將被揚棄，但是怎麼樣能夠走上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新的模式，事實上很多西方國家正在摸索，還不見得有頭緒，而且可以預見，雖然這場大選大致上和平的落幕了，不過美國社會的內耗還會繼續，但是世界並不會等待美國或者是歐洲來修復自己內部的問題。

那麼，這次疫情如何嚴重地衝擊了美國的領導地位，我特別用了兩位觀察家非常深刻的看法，第一位是坎貝爾（Kurt Campball），他是以前負責東亞跟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也是拜登在亞洲戰略方面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位智囊，他在今年4月份就警告美國當局，就是說，他說如果美國不能有效應付這場疫情的話，也許這場疫情就會成為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因爲大英帝國在1956年沒有辦法有效地應對蘇伊士運河危機，從此以後，江河日下，就失去了超級大國的資格。還有一位著名的牛津大學歷史學家Timothy Garton Ash，他是非常感概，也非常可以說是懊惱地提出他的觀察，他說這次是戰後75年來第一次在一場全球危機之中沒有人尋求美國扮演領導角色，沒有任何指望，只要不要來搗蛋就好。

各種資料都是顯示，美國的國際信譽已跌入谷底，這是標準普爾調查公司每年在世界很多主要國家做的國家印象調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在很多很多國家對美國一種正面印象的大概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幾三十幾很普遍，對特朗普個人的信用程度更是跌破谷底，這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寫照。但其實不僅如此，這次的危機，因為美國可以說失控，而且對經濟造成如此大的衝擊，而且美國不得不注入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援助方案，但這也導致它財政的危機更為尖銳。今年6月其實美國國債的規模就已經超過其GDP的120%大關，那麼這也打破了歷史紀錄，因為歷史最高記錄是在二戰快結束的前夕，當時美國國債因為戰爭時候要大量舉債，打破了118%的紀錄，而現在已經超越它了，而且很多西方國家都有類似情況。

但這場疫情跟二次大戰不太一樣，二戰期間美國本土並沒有被戰火波及，成為世界工廠，源源不斷地供應坦克、飛機、艦艇、民生物資，而且享有大量的貿易出超，所以當時沒有人質疑美國償債能力。不過這次不一樣，這次全球疫情大爆發的重災區就在美國本土，所以美國一定要盡快恢復經濟復甦，同時要開始逐漸修補財政窟窿，像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就警告美國當局，他就說現在美國政府債務餘額已經突破26萬億，如果分攤給每個美國家庭，是將近一個家庭20萬美元，而且這個債務規模是中國的國債，日本、德國跟英國總和還要更大，如果不能夠有效地去處理、管理這個赤字跟未來經濟復蘇的話，那麼美元做為儲備貨幣地位會面臨一場嚴峻的考驗，那麼這場疫情我們可以說對世界經濟已及對美國經濟的打擊，可以說是絕對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而且跟1929年經濟大恐慌可以相提並論。所以如果美國不能很快地有效控制它的疫情的話，就會出現第二次衰退，然後全世界經濟復甦也會受到嚴重拖累。

那麼在今年從3月份以來，美國聯儲局為了避免金融體系崩潰，在短短半年內就把資產負債表擴張3萬億美元，這也是史無前例的，而且有很多投資銀行，包括摩根士丹利都預期，因為美國財政部今年、明年還有大規模新債會繼續發行，在這個情況之下，債務的貨幣化可能很難避免，所以他們預估美國聯儲局的擴表甚至有可能達到10萬億美元。但是因為利率已經來到接近於0，所以像紐約聯儲銀行前總裁Bill dudley就提醒美國政府說，其實聯儲局的工具箱裏子彈已經不多了，所以不要什麼事情都期待聯儲局來承擔起拯救美國經濟、振興美國經濟的任務，其實它的貨幣政策作用會愈來愈弱，所以這也意味美國經濟上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已經在懸崖的邊緣上了。

這場疫情其實也很鮮明地暴露美國本身這套經濟體制，尤其新自由主義，這套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後的美國經濟結構是非常地脆弱跟不公平，大多數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根本沒有足夠的安全保障，幾個禮拜沒有薪水，所有的問題都會突顯。那麼而這場疫情可是呢在財富方面上卻產生意想不到的一種扭曲作用，聯準會的救市，最大受益者是前1%最富裕階層，所以失業率攀升社會底層受到嚴重打擊，但是最富裕階層的財富因為股市的強勁反彈，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當然這場疫情可能最意想不到的作用就是斷送了特朗普連任的機會，那麼這場疫情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淺無能，但是民主黨跟拜登所預期的所謂「藍潮」也並沒有出現，他贏得非常驚險，事實上特朗普這次還獲得了7100萬票，那麼意味着就是說他有巨大、龐大的支持者，支持這個特朗普路線，所以特朗普雖然下台，但是反全球化、反移民、反精英、反平權的這些政治的主張，還是在美國社會還會起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拜登他是臨危授命，他所承接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百廢待舉的美國，美國現在可以說是千瘡百孔、四分五裂、危機四伏、國力透支、美元信用危機加劇、國際領導威信嚴重損傷，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78歲的高齡，要承擔這樣的責任，其實很令人同情。

事實上很多人認爲他是舉步維艱，因為美國的兩黨惡鬥格局很難改變，既得利益集團仍舊頑抗，那麼何況還有保守派、還有大法官的掣肘、那麼還有就是龐大的特朗普支持者對他的濃濃地敵意。

開啟新一輪國家體制競賽

第二點是後疫情時期，特朗普開啟了新一輪的國家體制競賽，那麼在這場競賽中亞洲國家優勢會浮現出來，那麼在這場疫情中我們看得很清楚國家的角色的關鍵作用是重新獲得提振，簡單來講就是國家地位抬頭、市場靠邊、自由讓位，運用數碼科技對社會進行監控、進行風險管理可能要常態化，那麼在這場疫情之中，很多市場機制完全失靈，國家不得不打破常規、強勢介入，挽救股市、挽救債市、挽救企業，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甚至有些企業在紓困之後還不夠的話，其實必要時國家直接入股，甚至將其國有化。

那麼這樣疫情它帶來各方面深刻地衝擊跟改變，事實上也預告了人類社會，未來社會它的走向，所以也有人說未來已經來到眼前了，因為我們看到這場疫情裏面，AI、5G通訊、大數據、量子計算、萬物聯網、衛星定位等數位科技的全方位運用是控制疫情擴散的最有效工具，也是未來恢復社會常態生活與保障跨境旅行安全的必要手段。

所以數碼科技已經成為21世紀國家競爭力核心要素，那麼可以說這場疫情預告了未來幾個特徵，時代的特徵：全智能生產時代來臨了，智慧公共管理時代來臨了，超級透明社會來臨了，數位經濟時代正式開啟，零邊際成本社會也已經來臨。
那麼在這輪新的體制競賽裏面，在數碼經濟裏面國家要發揮非常關鍵性的角色，要確保數位經濟的普惠作用，要能夠確保它能夠支撐可持續性發展，尤其要擬定數碼經濟時代新的社會契約，包括怎麼樣清楚界定數位資產的所有權、使用權、受益權等等。另外，國家也要強化監管能力，節制數碼平台的壟斷，要確保數位平台的公平、開放跟創新，然後要靈活運用國家干預政策，打破過去意識形態框架，需要有前瞻性的產業政策、科技政策、新能源政策、人力規劃還有金融創新，甚至國有部門都要賦予新的任務。

其實這個思路不僅亞洲國家可以接受，而且中國大陸走得非常的前面，甚至在美國很多人也開始有反省，像提出「歷史終結」的學者福山，他前陣子就已經宣告自由主義已死，這場疫情顯示人們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跟政府，而且很多調查都顯示，美國的年輕世代他們揚棄美國的資本主義、揚棄新自由主義，要求社會公平，要求有為政府。

那麼很多其他西方觀察家也是有同樣的認識說，亞洲國家做得比我們好，因為它們一直是在升級國家的能力，而我們卻不斷地削弱，這個是一個未來一定要去改變的一種狀況。

中美關係可以脫離新冷戰的險境

第三點我要談的是中美關係可以脫離新冷戰的險境，那也就是全球秩序可望跨越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講的「修普底德陷阱」。

那麼拜登是在中美關係我認為他的特徵很清楚，第一個他是競爭還是基調，不過呢他是要追求穩定的競爭，也就是有節奏、有章法的，而且不會讓衝突失控，而且不會有經常有驚嚇、意外的那種突襲，他不會讓很多美國盟邦不知所措，第二他要倚重盟邦，第三個他會在全球議題上尋求跟中國局部合作，而且重點不是怎麼樣遏止中國，重點是強化自身實力。所以他會淡化過去蓬佩奧跟其他鷹派所經常用的新冷戰、全面剝離、政權變更這種概念。

那麼拜登他自己講得非常清楚，他是說俄羅斯是當前美國最大威脅，而中國是最大競爭者。副總統當選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也在這個副總統辯論上講得很清楚，她說特朗普已經輸掉了與中國的貿易戰爭，民主黨政綱裏面也講得很清楚特朗普的關稅戰爭（Tariff war）是self-defeating，是搬磚頭砸自己的腳。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預期，就是說拜登會修正特朗普的鷹派路線，那麼當然在國會跟與論壓力之下，因為仇中的氣氛還很濃厚，所以他在姿態上會維持，那麼尤其比如在南海問題上還是會持續過去的航行自由政策，對香港、新疆這些人權問題他會繼續批評跟施壓，不過他會有一些正面發展，比如說恢復中美之間人文學術交流，恢復中美之間經濟戰略對話跟高層互動，而且應該合理預期會重啟貿易談判，而且會逐步取消懲罰性關稅，因為他認為這些關稅是傷害美國消費者、傷害美國自己。在科技圍堵方面，這是拜登仍舊會堅持而且還會採取更全方位的做法，不過他會以強化美國自身競爭力作為首要考慮，而不是毫無章法亂打一通，而且他也不會阻止美國中國金融體系進一步融合，同時在氣候變遷、新能源、疫情控制、反核擴散這些問題上會尋求跟中國合作，那麼在G20跟多邊組織架構下設法維持跟中國的共治關係，也會謹慎打台灣牌，避免過度刺激北京。

事實上，特朗普即使連任，它的這場貿易戰是否能夠打得下去也有疑問，因為現在已經有3400家美國大企業包括特斯拉已經起訴美國、起訴特朗普、商務部這些不斷地加徵關稅，事實上已經逾越法律的授權，要求法院直接取消它而且要退回過去已經徵收的關稅。

那麼比較正面的發展可能是金融方面的融合，也就是說，中國企業在美國的IPO可能不會受到進一步限制，而且甚至很多美國金融機構會利用中國大陸的金融市場開放，加速在中國大陸布局，包括高盛、摩根史丹利，尤其是中國債券市場，我想外國投資機構非常垂涎而且希望擴大布局，畢竟人民幣的年收益率非常高，而美元資產年收益率非常低，甚至很多人說美國退休基金如果要能夠履行未來給付義務的話呢，它必須要配置人民幣資產，不然他的日子很難過。

那麼最有希望的是，在對抗全球暖化上，雙方可以找到合作的起點，拜登在競選裏面已經宣告了，他希望追求2050年美國能夠達到carbon neurtrality（碳中和），那麼習近平在聯合國75周年大會上也正式宣布中國的排碳會在2030，30年之內，也就是2060之前也能夠達到碳中和的目標，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企圖心的，如果中美兩國都能夠全力以赴的話，那麼他們有非常多的合作機會。但是，雖然貿易戰會落幕，雖然中美會近乎合作，但是美國對中國戰略壓制基本上不會改變，因為它有本質上有四重的很根本性矛盾深層矛盾，第一個就是美國國內社會矛盾貧富差距他要找到替罪羊，當然特朗普把這個打得最火辣，那麼也許拜登會降溫，但還有三層的矛盾，拜登也不得不正視，一個就是說這涉及到中國跟美國誰能夠佔有全球產業分工龍頭地位，這是一場競爭，而且可能是一場衝突。另外，就是美國要維護它的國國際霸權地位，一山不容二虎，那這也是一場衝突。還有，就是一場文明衝突，也就是說，中國這幾年表現出的自助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對美國精英的刺激太大了，所以美國精英還在一種憤怒、敵意、焦慮的情緒裏面，所以干擾了他的理性決策，所以呢，他們是認為説這一場競爭涉及到中國模式、美國模式的優勝劣敗的一場競爭，美國不能輸，所以這個是深層矛盾左右了美國跟中國的關係未來有一段時間還是會在一個戰略對抗跟較量的過程。

應該這麼說吧，美國精英還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消化中國的快速崛起，他們要很痛苦地去認識到其實美國的遏制中國是難以逾越。不過呢這需要時間這需要時間。但事實上，我們客觀上來講，中國其實還有巨大的經濟增長的潛力，而且已經初步建立科技自主發展體系產業生態，內需市場足夠大，而且美國的盟邦都會拒絕選邊，因為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已經成氣候，再透過上合組織、一帶一路，事實上中國可以有效突破印太戰略所謂地緣政治的圍堵。更重要的是，中國是現在帶動新版全球化最重要的推手，尤其中國現在在全力推進深化南南合作，拉抬其他泛太國家，在這個領域裏面有巨大的施展空間。

全球化4個階段

我認為全球化的前景整體上來講還是樂觀的，審慎樂觀，它正跨入二次戰後的第三個演進階段，當然現在很多西方觀察家對全球化前景抱持高度憂鬱，因為他們看到這麼一個傾向，如果你用貿易開放度來看的話，全球化在過去100多年曾經經歷過4個階段：

第一波是1870一直到一戰，然後一戰以後經過經濟大蕭條還有二戰，所以全球化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退潮、倒退，到二戰結束美國重建戰後秩序，然後推動、突破了貿易自由化，所以走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我們把它叫做鑲嵌自由主義時期的全球化，從1945一直持續到1980列根上台，中間經過兩次石油危機，經過一番結構調整，然後列根推動新自由主義革命，帶動新一波快速前所未有的超級全球化，從1980一直到2008金融海嘯，從2008年開始貿易開放度其實就明顯下滑，這個下滑代表我們又回到1914年到1945年那段全球化全面倒退30多年嗎？還是說它只是一個過渡期的一種調節，譬如戰後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這段時間列根剛上台的時候，其實它也有一個局部倒退，但是又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局部倒退就是有所謂出口設限，還有關防協定等等，所以亞洲國家看這條趨勢線它看到的是機遇，就是說它有可能經過調整會進入新一波全球化，但歐洲觀察家看到的都是危機，這個處境很不一樣，但我整體的判斷是，首先我們要了解過去30多年超級全球化，實際是特殊條件下出現的，不可能再現，也不可能持續，即使沒有新冠病毒危機，全球化也需要調整腳步，探索路徑，修正遊戲規則。在歐美，社會機制基礎一定要重新修補，但是從全球範圍來看，全球化已經累積廣大的利益攸關群體，新的融合動力與機制正在湧現，只不過推動全球化的主角正在轉換。

全球化會另闢蹊徑，雖然新冠肺炎帶來巨大衝擊，跨境人員流動受到嚴格限制，供應鏈也需要調整，但是以AI、雲計算、大數據、5G物聯網、全智能生產與消費為動力的新一輪全球化方興未艾，看得很清楚全球化動力的來源會從美國、西歐快速轉移到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亞洲國家。

在新一輪全球化裏面中國會扮演關鍵角色，拉抬南方國家經濟增長、改革全球化遊戲規則、推動新興科技的擴散跟制訂高科技產業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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