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凌駕科學與西方抗疫問題|鄭永年

冠狀病毒疫情在各國散播，各國抗疫成績相去甚遠。造成各國之間抗疫差異的因素有很多，但如何處理政治與科學之間的矛盾，無疑是一個最為核心的問題；處理得好，不僅疫情可以得到控制，而且社會經濟也不至於損失慘重。

政治即是利益表達，是不同利益之間的力量角力和平衡，無論是西方那樣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還是像中國那樣的自上而下的利益展現。科學即是如何最有效預防、阻斷疫情的傳播和拯救生命，不會把重點置於其他任何方面。

冠狀病毒疫情中，政治和科學之間的矛盾即表現為生命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也表現在生命和個人自由之間的關係。再者，如何處理政治和科學之間的關係，本身就需要科學。

相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國家，東亞社會的抗疫很顯然是比較成功的，而成功的關鍵在於東亞政府在抗疫過程中，能夠實現科學與政治之間的平衡。東亞社會的這個特徵，和這些社會的技術官僚治國傳統有很大的關聯。技術官僚治國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這個群體在診斷問題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時，不會去訴諸於意識形態和政治考量，而是訴諸於科學的理性和邏輯。韓國和新加坡等社會被西方視為是抗疫的典範。

韓國和新加坡對一些社會群體（例如旅遊者）使用了侵入式監控體系，來減緩病毒的流出速度，甚至阻隔病毒的傳播，但對一般老百姓則沒有採取過於極端的舉措。這樣做無非是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抗疫和維持正常的經濟社會生活。

政治過度導致抗疫不力

中國的舉措更為極端一些，但很多方面也和其他亞洲社會類似。這也是有理由的。疫情在武漢（湖北）暴發，中國中央政府斷然作出封城（省）的決定。這種極端的舉措拯救了無數生命，但也帶來了重大的經濟損失，中國第一季經濟基本上就沒有了。但中國政府是否可以像後來韓國和新加坡政府那樣，採取比較溫和的政策從而減少經濟損失呢？這些只是事後（諸葛亮）的解釋。這些極端的舉措在當時的情況下無疑是正確的選擇。

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儘管犧牲了經濟活動，但應對疫情擴散的方法，包括大規模的舉國動員、跨省支援、兩山醫院建設、方艙醫院的設置等，都表現了很大的科學性。換一句話說，儘管中國抗疫中也是有政治的，表現在早期地方政府對言論的過度管控上，但在全面抗疫開始之後，政府沒有妨礙科學，而且政治助力科學方法的使用到了極致。

這種做法經常招致西方的批評，認為政府過於專制，違反自由人權，連方艙醫院也被視為是新型集中營。但正是科學方法的使用，使得中國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用美國學者福山的話說，中國是非西方社會抗疫成功的例子。

西方是另一種情形。如果說中國是政治助力科學，西方可以說是政治凌駕於科學。政治過度而科學不足是很多西方國家政府抗疫不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尤其是被視為西方民主典範的英美兩國。

英國衛生部5月5日公布，全英國已經有2.94萬人死於冠狀病毒，這意味着英國已經超越了意大利，成為冠病死亡人數第二高的國家，僅排在美國之後。從疫情一開始，約翰遜政府一直被各界批評反應不足，包括過早放棄檢測和追蹤的圍堵策略，封城舉措遠遠落後於歐洲其他國家，甚至首相及衛生部長也曾經確診。英國分析家認為，這是英國約翰遜政府政治凌駕於科學之上造成的。

包括英國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一直在抱怨中國早期的行為，認為是中國的隱瞞和遲疑導致了疫情在全世界的流行。不過，這種推責行為解釋不了這些國家本身為什麼那麼遲疑。世界衛生組織1月30日將冠狀病毒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而英國本身次日也確診了首兩例感染者，均為中國公民。

不過，約翰遜政府在2月初仍然沉浸在脫歐的喜慶之中，並發表慶祝脫歐的演說。媒體也發現，首相缺席了多場商討抗疫對策的內閣辦公室簡報室會議，顯示首相對疫情並不重視和關心。英國政府的抗疫決定，也一直被批缺乏透明度，內閣辦公室簡報室會議一直是秘密的。儘管政府也參考了緊急事件科學顧問小組的科學建議，但一直沒有公開小組成員的名單。這個專家小組早就預警，如果不採取有效舉措，英國到3月初八成人口會感染，但首相仍然只建議民眾多洗手，也稱自己探訪醫院時有跟每一個人握手。政治對科學的蔑視和分歧是顯然的。

很多人也記得，西方媒體當時也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視察疫情區時戴着口罩，認為這是中共領導人脫離社會的象徵。但是後來，西方媒體從來不缺用更為激烈的語氣，去批評他們的總統或者首相，出現在公眾場合時不戴口罩的行為。

英國政府在3月12日透露，已經結束抗疫計劃第一階段，由通過檢測和追蹤以圍堵病毒改為紓緩政策，要求所有出現症狀者自我隔離一周，但社交距離舉措及停課安排仍在考量之中。很多人認為，英國政府一開始就不應該放棄圍堵策略。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Patrick Vallance）在13日提出群體免疫論，即讓全國六成人口感染以產生免疫力，長遠保護整個社區。這在英國引起極大爭議。當時英國已經有近800宗病例，但許多大型活動仍在進行。

與此同時，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已經相繼封城，德國則採取嚴格的社交距離舉措，並推行大規模的檢測及追蹤。之後，英國政府又倒轉回頭，多次強調群體免疫只是科學概念，並非實際的抗疫政策的一部分。

3月16日，由帝國理工學院流行病權威專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所帶領的研究團隊，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被外界視為逆轉英國政府抗疫態度的關鍵。根據這份報告的推算，如果繼續採取紓緩政策而非圍堵策略，英國的國民保健服務（NHS）將超負荷，或導致25萬人死亡。之後的一周，政府內部就應否封城出現激烈辯論。

儘管衛生官員認為封城勢在必行，但財政官員擔心封城會影響經濟活動。不管如何，這場爭論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在政策爭論期間，病毒在加速流行，但老百姓生活如常。直到20日政府才下令關閉學校、酒吧、飯店和其他社交場所，23日才實施封城。

在美國，政治凌駕科學的情況比英國更為糟糕。抗疫開始迄今，美國抗疫故事每天似乎是圍繞着行政權力，即總統和科學家專家群體之間的矛盾而展開的。總統和國會圍繞着如何應付美國的經濟問題而有過互動和交鋒，但並不是主線。

政治如何凌駕科學

政治凌駕科學在三個層面展開。首先是政治人物個人層面的政治。這裏特朗普無疑是主角。特朗普為了其個人權力、選舉等考量，不惜否定專家的科學建議。特朗普上任以來屢屢否定與其立場相違、甚至指正其錯誤的權威意見與實施，以擴張其個人權威。這次疫情中，特朗普把這種情況推到了極端。總統多次無視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官員及其他專家基於科學的建議，淡化疫情，提出未經證實的療法。

他甚至建議用注射消毒液的方法，來殺死人體內的冠狀病毒。儘管他稍後否定，但美國已經有些老百姓按照總統的方法做了。總統個人的傲慢也導致了白宮的失守，一些工作人員確診感染冠狀病毒。總統個人在要不要戴口罩問題上浪費了很多時間，最終決定戴了，但總統本人還是經常不戴，連白宮工作人員也搞不清楚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的行為規則。

個人利益也表現在一些國會議員在疫情期間，利用內部消息而出讓股票的事例中。

其次是利益集團層面的政治。這主要表現對經濟重要還是生命重要的爭論，及其相關的政策之中。美國的很多保守派政治人物，無論在聯邦層面還是州和地方層面，一直把經濟置於生命之前，甚至公開主張為了經濟可以不惜人民的生命。儘管這種爭論不可避免，但經濟重於生命的理念，的確影響着無論是聯邦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的抗疫政策的有效性。

近來，儘管冠病確診病例仍在上升，白宮表示，由於國家在抗疫上已經取得巨大進展，由其領導的白宮抗疫工作小組會很快解散，改由各聯邦部門協調抗疫。但美國的多個專家模型預測均顯示，如果美國恢複正常活動重開經濟，確診和死亡數字將激增。各種民調也顯示，過半美國人對解封仍感不安。面臨批評，特朗普又改口，稱抗疫小組工作出色，會無限期延續，但同時會把重點放在安全和重開國家、疫苗、治療等方面。

根據美國媒體報道，CDC在4月制定了供地方官員決定如何按部就班恢複正常社會生活的系列具體建議，但遭白宮擱置，因為指引有違特朗普讓各州自決解封的策略。白宮阻撓CDC的報告，變相將防疫舉措實施轉嫁給各州甚至企業本身。一些共和黨掌控的州為保經濟而急於重啓經濟，而民主黨掌控的州繼續抗疫。

其三，在國際層面，美國總統和高官都竭力想把冠狀病毒擴散的責任推給中國。儘管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科學界共同體，對冠狀病毒的起源仍然處於研究階段，但美國的政界和保守派媒體不斷製造着種種有關冠狀病毒的理論，如中國起源論中國責任論和中國賠償論等等，試圖把自己抗疫不力的責任推給中國。

共和黨試圖把中國責任作為特朗普保持總統職位的競選議程。美國更想通過五眼聯盟泡制推責中國的病毒陰謀論。美國過分的做法，甚至招致一些聯盟成員也開始和美國保持距離。之前，在所謂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上，美國的盟友曾經聽信美國，犯了大錯。

儘管因為政治所驅，各國都出現了推責的言論，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有那麼多的高官和國會議員，把那麼多的精力放在推責中國上。人們可以設想，如果這些官員和政治人物把精力投入到抗疫，可以拯救多少生命呢！

在西方國家中，德國無疑是抗疫的一個典範。德國冠病死亡率僅2%，遠遠低於意大利的13%和西班牙的10%。這裏面的因素有很多，但德國領導層能夠在政治和科學之間達成平衡，無疑是關鍵因素。正如美國人把美國疫情的擴散歸諸於總統特朗普，德國人把德國抗疫的成功歸於其總理默克爾的強有力領導。儘管在疫情早期，默克爾因在歐洲未能發揮足夠有力的領導作用而受到批評，但德國採取的有效應對舉措，受到廣泛的讚譽。

作為科班出身的物理學家，她遵循科學建議，並虛心地從其他國家的最佳實踐中學習。美國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傑出以及最聰明的科學人才，但特朗普不僅沒有聽取他們的意見，反而經常與科學家鬧意見。默克爾則全然不同，她所依靠的德國國家科學院團隊，不僅包括醫學專家和經濟學家，還包括行為心理學家、教育專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憲法專家。

在任何國家，政治是客觀存在的，也不可或缺。在民主國家，政治被視為是防止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或者其所代表的黨派利益而去專權的有效途徑。但如果政治凌駕了科學，就很難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去挽救老百姓的生命。恢複經濟活動也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如果社會停擺，經濟垮了，就會產生其他更多的問題。

歷史地看，隨着企業的大量倒閉，失業人口大量上升，民眾生計困難，大規模的社會恐慌不可避免；同時也會造成成千上萬的人因吸毒、心臟病、抑鬱症等跟經濟受挫有關的問題而死亡。因此，恢複經濟運轉有其必要性。問題在於如何科學地逐步開放，而非根據意識形態來進行。

如何達成政治和科學之間的平衡？這是各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至少到目前為止，東亞社會在這方面的表現要遠遠優於西方社會。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