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虛無到顛倒|李錦招

為香港社會的撕裂而痛心

香港政治上的分歧，造成社會嚴重的撕裂，十分讓人痛心，動輒大量市民湧上街頭，表示對政府的不滿，慢慢已成為一種慣性的表達方式，這將會造成長期的紛擾。這種現象是西方勢力與中國治權對抗的遠因所造成。1997香港回歸之前，香港本來只有兩所大學，集中培養本地需要的職業專才，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和文教人員，其實性質屬於職業大學，除了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盡力保存它的文化傳統以外，其他都是以提供實用性的學科為主，為社會培養精英，作為滿足殖民地管治及現代工業的社會所需。在1984年中英談判之後，英國人面對要把香港歸還給中國的現實，開始進行部署，短期內把大學的數目提升，從兩間提升到八間。從90年代開始，一大批當時的年輕人進入西方式的大學教育，接受自由民主的思想的薰陶，享受着由豐富的社會資源所培養的精英階層的權利，自然讓崇外崇洋的種子，植入這一代的社會精英思想之中，他們的下一代，也受着父母，甚至那一代老師的影響，偏向於爭取西方式的自由。總的來說，是非常重視個人權利的保障，非常害怕受管制，非常擔心強大的政府干預，猶如子女拒絕父母對孩子的管制。這種追求絕對自由的心態，也很配合青年人在成長中的叛逆期的生理心理狀態。這一波的社會現象，青年人爭取帶頭抗議，甚至用激烈行動破壞社會秩序，便是很明顯的一種結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外國勢力的干預不是短期的、現場的，是一個有部署的運動，香港作為中外政治鬥爭的核心地區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作為香港市民，應該有更清晰的頭腦看這件事，覆巢之下無完卵，理想社會的建立，不是靠幾個衝動的、衝擊現有制度的行動便可以建立的，是要靠對歷史文化的進程有深刻了解、有厚廣的群眾基礎和現實的條件，才可一步步落實的。

消極自由是人類的覺醒嗎？

消極自由，是指免於他人干涉的自由。消極自由主要關注的是個人自由，通常假定已經處於自由狀態並維持現狀；它與積極自由（去做什麼的自由）相反，積極自由如托馬斯·霍布斯所說：「一個自由的人能用他的力量與才華來做他能做的事而不受到阻礙」。是以賽亞·伯林在其演講兩種自由概念中作出區分的。西方人提出消極自由的歷史原因，是因為19、20世紀產生很多暴君及極權政治，尤其在20世紀，某些領袖通過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理想的呼喚號召人民，最後形成兩次世界大戰。有人認為，消極自由的提出是人類的一種覺醒，這其實是很可笑的，只是西方人分不清楚理想層次的內容，也不知什麼叫做王道與霸道之分，也不懂歷史的變化是有一個辯證過程的，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配合，只從單一的權利概念出發，是十分簡單和幼稚的。因為群眾的幼稚誤信野心家的理想呼喚，而否定一切積極的理想主義，這是因噎廢食，也將是人類文化的一大危機。

基於害怕犯錯的心態，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社會開始陷入價值虛無。新中國的建立，也免不了受着世界文化大潮流所影響，共產主義來自西方文化，對傳統文化予以全盤的否定，也造成了當代中國人精神上的虛無狀態。所謂虛無，是一種人生觀，便是不追求任何價值，不承認任何事物有高尚的價值或意義，這種人生觀，使到人的精力只集中在滿足最低層次的生物性要求，因為飽暖、官能感覺上的滿足，是不能被否認的價值。現代西方社會所走的路，便是回歸到歌頌原始本能的一種回到野性之路，這是在摧毀人類大量的有價值的文化信念之後的惡果。

從虛無到顛倒

事實上，人類是不會滿足於虛無的人生的，總是會找尋一種價值，使自己為之而奮鬥，所以在價值虛無的年代，總要找個較有意義的理想或理由，讓自己的生命的力量，可以引發、釋放，在沒有更深的文化理想教育，沒有更高的思維能力的培訓之下，只能執着一些簡單的理念作為價值的追求，便很容易墮入顛倒之中。所謂顛倒，便是價值的顛倒，即是錯認一種價值以為是一種最高價值，見之、執之、舉之，對其他價值，其他意見不予接受，不予聆聽，拒絕了解，恐怕自己唯一執着的價值嚮往被擊潰，重新回到虛無。人類拒絕虛無，這一點是很明顯的，也是性情的呼喚，我們必須認識。在生命中展現更高的價值，是人類價值心靈獨有的特質，與一般動物截然不同，這也是人禽之辨，但是，沒有廣闊的胸襟，高遠的眼光，深遽的智慧，對價值世界深刻的體會，是很容易變成顛倒的，大家切記切記！

李錦招

80年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電子系，並於2015年獲該系傑出校友獎，曾任職廉政公署，現職於國際金融機構。於90年代受到霍韬晦教授啟發，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完成中國哲學博士學位。 20多年来一直義務擔任香港法住機構喜耀生命課程主導師，於中、港丶新、馬指導近萬名學員為生命成長而學習。目前為法住文化書院副教授，每月撰寫文章及開辦各類培訓課程，致力推廣性情教育。理想是繼承中國優良傳統文化，并將之關注於現代人生活，令東方智慧得以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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