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眾不同的傳奇延續

民國才女張愛玲逝世21年，但熱潮不退，｢張迷｣也有增無減。到底是怎麼的一位奇女子，寫下傳世作品，為自己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爭一席位？本年書展請來張愛玲的遺產管理人宋以朗先生和張愛玲研究專家止庵談談張愛玲文學的與眾不同之處。

張愛玲的傳奇一生，為後生留下許多迷思。若想瞭解也不容易，不是找本傳記看看能解決的。宋以朗作為張愛玲遺產的管理人，對這位父母親的摯友也略有研究，光是他家就有至少100本張愛玲的傳記（下稱《張傳》），反映坊間對張愛玲的一生有着各種揣測。｢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個作家不是寫一本傳記就夠了嗎？為什麼會有100多本不同的張愛玲傳記呢？｣

當年張愛玲去世時，張愛玲遺產處理人林式同是唯一到她家裏去，看到當時張愛玲的情況的人。林式同的說法是，他進去看到張愛玲躺在一張床上。宋以朗說：｢如果你要寫一個傳記，這種寫法沒有什麼 mellow drama。｣有些作者寫傳記加了一些想像，作出比較戲劇性的嘗試。例如白落梅在《因為懂得 所以慈悲：張愛玲的傾城往事》中描寫張愛玲臨終身穿紅色旗袍，溫婉動人。｢如果之前的人這麼寫，後來的人也這麼寫，就沒什麼新意了。我看過最創新的是以第一人稱書寫傳記，所以現在張愛玲傳記的問題是，沒有最誇張，只有更誇張。｣

宋以朗表示，目前沒有可能出現比較完善的《張傳》。因為張愛玲在解放前後幾年（1948—1951）的行蹤無人知曉。這個真空的縫隙註定無法寫出完整準確的傳記，可既然如此，為何坊間遍地皆是？宋以朗毫無疑問地說：｢因為暢銷。｣白落梅以第一人稱寫的《張傳》賣了一百萬本。為什麼《張傳》有這麼大的市場？陶方宣在《卸妝･張愛玲》中這樣說：｢我知道今後會有無數人來研究我，寫我的專輯，這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的。我死一定死得獨特，就如同我活也活得特別一樣。我的人生就是一部傳奇，我不可能和別人重樣。｣

張愛玲有很多兀自燃燒的文句，是吸引不少讀者魚餌。比方說「她爬在李媽背上像一個冷而白的大白蜘蛛。」（〈花凋〉）宋以朗引用劉紹銘教授的話：｢如果只是看見這一句，你一定會去找原文看整篇故事。｣

張氏的作品在電影界也掀起熱潮，不少導演也有改編張愛玲小說的執念。《色戒》、《傾城之戀》、《半生緣》都曾改編為影視作品。｢每每電影出爐拍都有爭議，拍得好不好，有否忠於原著等。若是改編其他的作家的小說成電影，我想不會有張氏電影的反響。｣除了張筆下的故事，她充滿傳奇色彩的生平也被拍成電視劇《她從海上來》。｢我很難想像其他的作家如瓊瑤的生平能像張氏的一樣拍成24小時的電視劇。｣宋以朗道。

張愛玲的熱潮還席捲學院。現在大學裏有一門學科為張愛玲學（張學）。夏志清，高全之，陳子善等都對張愛玲的研究貢獻不少。這些年來張氏的版稅也支持了一些研討會，例如2006年的在香港，2010是在北京，2016年的在台北，當時更請來著名學者王德威、李歐梵演講，陣容鼎盛。

2009年在香港書展有張愛玲的展覽，當時展出其照片和手稿。2016年在台北的國際書展也有張氏的主題展覽，展館內模仿張愛玲在上海的客廳，供參觀者拍照。關於2011年張曼娟在台北辦的展覽，展出四個張愛玲的假髮，引起爭議。據宋以朗的描述，當時輿論分為兩派：一方面覺得涉及張氏的個人隱私，不應展出，有欠尊重；也有其他人說張愛玲在1994年帶假髮拍了照片，中國時報登出來，那證明她自己並不介意。宋以朗說：｢有些事如果發生在他人身上，沒有人會如此敏感。如 Queen Victoria 逝世後其內衣被拍賣至2,000英鎊，但在張身上，就有人會出來替她說話。｣

宋以朗說：｢我做張愛玲的東西總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也有永遠反對的第三派。｣張愛玲於1995年去世至今已21年，每隔幾年就會出現一部張愛玲最後的遺作。早前（2016年7月）《英科雜誌》刊登了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研討會上發表的最後遺作《愛憎表》。遺作中最有爭議性的是《小團圓》。因為張氏的手稿裏曾要求把手稿銷毀，所以出版時反對聲音四起。宋以朗明言：｢我出版小團圓是有我自己的理由，我在前言已經說了，隨心而行。｣

止庵到書展有一個小櫃子放着他的書，有人拿起放下數次，顯得猶豫，最後還是放下離開了。止庵由此認為現在讓人買一本書很難，讀一本書更難。因此，止庵對讀張愛玲作品的現象提出這樣的一個疑問：｢我們喜歡一個人是因為我們讀她的書，這個人不在了，但她的書還活着，最終我們還是讀這個人的書。我們讀她的書，首先要解一個問題，為什麼要讀她的書，而不讀別人的書。或者我們為什麼讀了其他人書之後還要讀張愛玲？｣

止庵從張氏的小說作品來分析其文學上與眾不同之處。他特別指明有些區別在當代來看可能已不再重要，但對張愛玲來說，對那個時代而言，則舉足輕重。止庵歸納出張愛玲與眾不同的特色在於她與同時代作家的比較、小說取材及語言、自己前後時期的不同。

所謂與眾不同的眾是與張愛玲同時代和前後兩代，乃至現在一直在寫作的作家。他們最大的區別在於人物處理。同代其他作家筆下的人物大多從屬一個身份或階級，魯迅的《阿 Q 正傳》中阿 Q 隨政治環境影響，從非農民代表變成典型中國農民代表，反映對當時的作品分析和評論主要以社會階級為藍本。這樣的風氣從20年代末開始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整個中國的文壇被意識形態（註）嚴重影響，其中以張愛玲剛開始寫作的30、40年代為甚。

筆者按：1930年代的文學論爭提出將文學成為革命的工具，開創革命文學時代。當時文壇就議題出現激烈討論，魯迅、新月派和左翼作家聯盟（下稱左聯）都勢成水火。情況在魯迅加入左聯後出現逆轉，文學作品的中心也逐步趨向以服務政治為目的，包括以農工大眾為讀者群等，文學批評也以此角度出發。隨後左聯勢力坐大，遂影響整個中國文壇，上文提及《阿Q正傳》的主人翁在魯迅加入左聯後被評為農民代表，是反映文壇被意識形態影響的寫照。（參考：李歐梵〈走上革命之路（1927-1949）〉）

興趣所致，止庵讀遍張愛玲同年代作家的作品，包括在北方的作品，發現大多作品的人物都從一個階級出發。張氏的小說人物則相反，像白流蘇、曹七巧，他們跟本來自己的階級是沒什麼聯繫和代表，她是她自己。相較之下，張氏的作品更能抵住時代沖刷。止庵說：｢這對我們來說或許不重要，但對張愛玲則不然。因為她同年代的人都這麼寫的，所以他們的作品我們現在不能讀，或者只是在大學裏面讀，但我們不可能上書店買這樣的書。｣這也是張愛玲作品能留下來成為一代傳奇的原因。

來自於階級的人物，必須有他們的作為。張愛玲同時代的作家都選擇寫重大題材，描寫大時代背景、階級衝突等，如茅盾、丁玲、蕭紅等都是典型例子。這是左翼文學必須放在大背景書寫。張愛玲生活在上海淪陷區這個特殊背景之下，跟左翼等論爭沒有直接關係，她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拒絕這個背景，使她的作品有別於同代作品，不會受制於時代局限。

張氏的語言與同時代作家非常不一樣，原因可從白話的緣由說起。五四是一個分水嶺，以前我們都是寫文言，之後我們用白話寫作。白話的初起階段，大家以翻譯文學為摹本。為了要建立新的白話，魯迅、周作人等用直譯方法翻譯作品，盡量保持原來外文的句式，是作家們學習白話的｢正路｣。作家們去讀後也用這樣的文句書寫，讀起來不順，但他們是故意這樣寫的，被稱之為翻譯腔。這情況普遍，尤其體現在茅盾、丁玲、巴金等人身上。

張氏的文字是走｢偏路｣而來的。她熟讀古代白話小說和民國鴛鴦蝴蝶派，而非五四新文學，當時備受批評。現在回看，她的文字是從中國本來自己的語言系統來的，毫無疑問是一條正路。語言順暢，不會疙疙瘩瘩，這點對當下來說很重要，尤其對有意從事寫作的朋友。

最後一個與眾不同是張愛玲與自己的不同之處。那些《傳奇》裏受人追捧模仿的句子和早期風格，到晚年被她自己否定了，從晚年將《金鎖記》改寫成《怨女》可見，《小團圓》也不再是原來的樣子。張愛玲是非常決絕的一個人。她寫過一篇文章《重訪邊城》，她是寫香港的：

止庵念畢，總結道：｢這才是真的張愛玲。她能把一個人和背後巨大的自然融合一起。她非常熱愛香港，才會用這麼一個意象。這也是其他中國作家不敢這麼寫。這裏面有非常深的情感，也有非常冷酷殘忍的背景，這背景來自於自然。在這個背景之下，她充分寫出一個人她此時此刻對這個城市的熱愛。｣

張愛玲是貴族之後。她的祖父是張佩綸和曾外祖父是李鴻章都是清代名臣。她的兩次傳奇婚姻都難逃愛情和政治，第一任丈夫是漢奸胡蘭成，第二任賴雅。張愛玲生平不乏朋友和貴人。蘇青、炎櫻、夏志清分別是張愛玲在上海、香港大學和美國的朋友。夏志清更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力薦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讓這三位進了文學殿堂。宋淇、鄺文美是講者宋以朗的父母，是張愛玲多年的朋友，也有幫助她寫作。曾出版多本作品如《半生緣》、《紅玫瑰與白玫瑰》等。

宋以朗，統計學博士，香港知名博客東南西北（zonaeuropa.com）的創立人，張愛玲遺產的管理人，張愛玲故友宋淇、鄺文美之子，擁有張愛玲小說的版權。近年陸續出版和整理張愛玲的遺作和手稿，如《小團圓》、《張愛玲語錄〈增訂版〉》、《雷峰塔》、《易經》、《少帥》、《張愛玲書信集》等。

止庵，作家，張愛玲、周作人研究者。曾編《張愛玲全集》（共11冊）、《周作人譯文全集》（共11卷）、《周作人自編集》（共36冊）等，個人著作包括　《張愛玲畫話》（與萬燕合著）、《風月好談》、《六醜筆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