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最大的危險是極端主義，極端主義可以是宗教或政治，但兩者實際的思維邏輯、意念和行為基本相同，一是極端的絕對化，沒有中間，只是神聖與邪惡兩個極端。二是不用理性，不用思考，只盲目認同一些不知怎樣來源的定論，至死不渝。三是宗教或政治的定論或原則，凌駕社會一切，不管是父母子女兄弟的倫理、各種世俗的道德，悉皆否定。正因為這樣盲目愚忠的極端思維，便要消滅一切不同或與之對抗的，所謂「正邪不兩立」。
激進不同於極端，激進要求從根本解決問題，不甘心於馬虎敷衍，或退讓妥協，但是激進仍然容許不同的主張，勇於爭論，也願有錯而改，容許更新改變。激進只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絕對唯一，也以事論事，不會把人、事和物作絕對化簡單粗暴的標籤否定。激進更加強調理性，強調調查研究的科學精神。
而極端主義則如一神的宗教信仰，且如邪教那樣，把追隨者所有其他生活以至人生的一切包攬主宰，沒有理想，只有盲目迷信，滅絕人性的迷信。極端主義在政治範疇最典型的表現是極右派的納粹主義，代表行為是種族清算，而他們的種族主義基本建基於虛構的妄想。沒有宗教的包裝，比一些宗教更惡劣。
事實上，這種極端的假想國族主義，還包括波蘭與烏克蘭的相互屠殺、上世紀九十年代歐美默許的科索沃與塞爾維亞的清洗屠殺、極端的猶太主義、美國的三K黨、非洲眾多的部落衝突等，甚至還有馬來西亞與印尼的排華等等。
這些極端主義可以把長年相安無事或相互通婚的種族、宗教和社區，一下子變成深仇大恨，互相殺戮，且除非有外力禁制，否則會一發不可收拾。對於人類文明社會來說，經濟、政治、社會等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但極端主義卻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最大敵人，禍害巨大。
香港的反修例事件中的暴亂，正走上極端主義的發展方向，原來的政治爭執已變成空洞的藉口，凡屬中國、中共的必反，必要破壞，與他們政見不同或敢爭辯反抗者也必攻擊傷害。由反共反中來解釋他們的反政府、反警察、反異見的破壞，連說普通話的都要打傷。這樣歇斯底里的瘋狂，只能用極端主義來形容。
或許這樣的極端主義言行只是暴徒中的一小部分，卻是帶頭領先的一群。而他們極端主義的言行目前還在發酵，正走往恐怖襲擊的方向。如果不及早制止，加上宗教和邪教的滲透，惡化的風險極大。
主宰人物只是一個標誌
政治極端主義是不理智、盲目迷信，群眾是不動腦筋，依賴一個「大腦」。在納粹德國，「大腦」是首領希特拉；在邪教，則是他們自封的教主。無論是極端的右派政治運動、邪教化的宗教派別，總是有一個主宰人物來決定一切。
當然，這個主宰人物的權威來自非理性的世間以外，可實際上他只是一個標誌，身邊應有一群人在幫助他或挾持他，對外、對內這一群人都是隱藏不露，比主宰人物更為神秘。在煙霧迷漫、歌功頌德之中，群眾只知領袖，跟隨領袖死忠行事，不問情由，也不知道究竟是否領袖在發號施令，抑或是這個領袖早已成為傀儡。
事實上，香港今次的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暴亂，已經轉變成為政治極端主義，其標誌是逢中必反，逢共必反，不問理由證據，只信謠言。幸好並不是所有示威者都轉變成暴民，不過，他們的思維認知卻遠離民主、法治與理性，對暴民的暴行視而不見。而在暴民無知、腦殘的同時，有一「大腦」在從中指揮。
至於所謂暴亂「沒有大台」，不過是大台隱於其後。從暴亂的戰術、物資人力供應與調配，以及臨場的調整行動，顯示的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體系在運作。文宣工作效率與效果都異常超卓，國際媒體的動員，本地媒體滲透把持，媒體報道的極有技巧地挑選協調配合，整個行動與靈活變通的體系因此成為了國際典範，反被英國、西班牙示威運動所抄襲。
這樣的體系是高度中央集權，走在前線的暴民，乃至示威的「和理非」群眾，不過是棋子，按指揮而行，不需思考，不需決定，只要跟隨指示、指揮便是，變成了完美的機器。相對於歷史上的邪教和政治極端主義，香港這個組織有着美國戰爭體制的高效率和高效能，實質上勝於之前其他地方的「顏色革命」，或許正是此前「顏色革命」的檢討反思帶來的極大進步。
不過，組織性怎樣改善，性質還是一樣，以隱藏的「大腦」來駕馭指揮不用腦的死忠信徒，讓他們衝鋒陷陣，爭做義士、烈士。香港的特殊性是「大腦」十分隱藏，也不用前台人物來領導，把「佔中」的領導、泛民議員都邊緣化，一方面用文宣工作輔以社會媒體電台，把反共、反中、反政府、反警察的意識不停地灌輸，也愈來愈針對閱歷不足、空有理想的大中學生；另一方面，用嚴密的組織（類似情報工作的方法）鞏固帶領暴亂的骨幹分子，讓他們發揮推動暴亂和示威演進的作用。
對付這樣的極端怪物，只有一條，就是打擊其「大腦」。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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