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佳：轉變中的中央對港政策

編按：大舜基金於2018年1月17日舉辦名為「2018年社會及經濟發展展望論壇」，講者包括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陳坤耀教授。此篇為劉兆佳教授當天的演講，全文如下：

對港政策三個階段

我今天的演説並不代表中央政府講述，只是純粹表達個人看法。在過去20年，中央對港政策不斷改變。而我會把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不干預」階段，第二個階段為「不干預及有所作為」階段，而第三個為「善有作為」階段。而如果從第二個方式來表述，就是從被動到主導，現在其實這亦反映着中國的外交政策，看看中國這20年的外交政策，亦是由開頭只是專注國內事務，後來開始參與國際事務，但只承擔它能承擔的事務，直到現在開始在世界作主導，希望能改變世界，特別透過一帶一路，希望把中國成為世界的核心，重新塑造世界政治經濟遊戲規則。

先解釋第一階段，我會把從1997年回歸到2003年劃分為第一階段，在那個時候我們很少聽到中央官員，學者會談論香港的事務，盡可能令香港人覺得他並不干預，容我舉一個例子，就如董建華時代，當香港遇上問題時，希望中央出手解決，中央都不會理會，希望特區政府能只行解決，當時的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取態都是讚不絕口，立場就是不管就是管好，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當時的民意調查對中央的態度也是比較正面，當時唯一插手的事務就是1999年處理吳嘉玲案一事，觸發中央首次釋法，干預終審法院。而這就是不干預時代唯一干預的一事。

到第二階段，在2003年由於23條立法失敗，令幾十萬人上街遊行，中央便開始覺得是時候要改變一下香港，為特區政府打造一個有利他們有效管治的環境，但中央做的都只是經濟手段，例如推行「自由行」，CEPA等經濟政策，希望激發香港經濟發展，擺脫九七金融風暴以及沙士帶來的經濟低迷局面。而唯一的政治手段就是特首的切換，目的係希望換入一個香港人熟悉而且有曾在港英時期擔任高官的人帶領香港，改善政治環境。因此那時候的有所作為都是經濟上有所作為，政治並沒有。

中央不干預香港的問題

而第三階段就是從習近平上任開始，中央發現不干預，以及不干預及有所作為的取態，似乎都不能避免某些情況出現。

第一就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理解與中央的理解差距甚大，原因就在於中央以前並不干預，令港人走向一個反對中央的立場，否定中央的權力。

第二就是中央發現20年過後香港的反對中央勢力仍然強橫，看不見一個與中央合作的立場。

第三特區政府施政仍然困難，談不上有效管治，雖然《基本法》給很大權力給政府，但由於沒有一個好的政治環境，特區政府難以運用《基本法》給它的權力，而且由於中國國力日益增加，對香港的依賴不斷減少。

中央對香港的擔心

相反中央開始擔心香港的經濟及政治發展，不干預的話，香港的社會政治穩定便出現問題。因此便從2013年開始，由不干預及有所作為的取態，轉為主導的取態，我們發現近年中央學者，高官對於一國兩制，何謂中央權力，何謂《基本法》這些言論急劇上升，希望能改變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看法。而且中央開始改變以往一直讚不絕口的取態，變成直接點出問題的所在。

再者對於一些中央認為違反《基本法》，不符合一國兩制的事，中央盡可能出面處理。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104條釋法，令幾位泛民議員失去議員資格，造就立法會能更改議事規則，減少日後拉布機會。而且現在重大政治問題都由中央出手解決，例如特首普選問題，以往中央先給予政府向公眾諮詢，之後才表態支持與否，但到現在，中央對特首普選就實行了831決定，在這個決定上，我們能看見香港做一個隨從的角色。

另一個例子為一地兩檢，中央不願讓步，於反對派的接觸少之又少。而且我們可見近年中央與香港反對派的對抗十分強硬，對於反對派的提議不給理會，可見中央對香港政治的主導性十分明顯。相反在經濟領域上，中央就作出一個相對支持的角度，希望香港能盡快進行經濟轉型，跟隨中國的發展大道，希望透過中國的發展來帶動香港的發展，例如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這些都不是香港想出來的，而是由中國策劃，香港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