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六靜默行年輕人站前頭|丁望

「六一六大遊行」之後，修訂《逃犯條例》（下稱「送中案」）引發的社會抗爭未了，官方與市民的糾結仍難消除。

抵制送中案提解救香港

6月26日的上午，馬拉松式的「六二六靜默行」，多為年輕人，特別是學生。他們呼籲外國領事館，持續關注港人反「送中案」的訴求，並協助「解救香港」（Liberate Hong Kong）。

26日晚上，民陣主辦的「愛丁堡廣場集會」，主題相似。

同一天的兩次和平、理性集會，如同「六九大遊行」和「六一六大遊行」，傾情於維護香港「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司法獨立的法治，反對拆除（香）港、（大）陸之間的司法防火牆（反送中），避免兩制變樣、兩制邊界模糊化。

大致如同法律界的「六六黑衣遊行」，「六二六靜默行」的參加者穿黑衣，持小型標語牌靜默而行，偶有揚聲器讀聲明。

這是社交網絡平台發起的小型遊行，向G20中的19國領事館表達對「送中案」的焦慮，多數領事館接收遊行者的聲明。遊行發言人稱，原估計數百人參加，至上午11時已超過1500人。「愛丁堡廣場集會」的參加者，則超過1萬人。

參加者多為年輕人，特別是大、中學生，也有些中、老年市民。

年輕人為主盡責任發聲

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成為社會抗爭的主力，是很自然的事。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名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論述政府與大學（大學生）普遍有裂痕。它說：「如果總統府是（政府）權威的象徵，那麼學生會所在的建築物就是反抗的象徵」。

年輕人、大學生站出來「反送中」，是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六二六靜默行」的一位參加者，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表示，對G20峰會並無大寄望，但「不能坐視香港死」，要發聲守護香港的自由（大意）。在「六九大遊行」和「六一六大遊行」者的談話中，也有「盡自己責任」的表示，這就是自覺地承擔社會責任。

在他們看來，香港的自由、法治急需守護時應站出來發聲，否則會感到慚愧。這與亨廷頓書中說的「愧疚感」相似。

政治生態變陸化正增強

香港年輕人熱心參與和平請願，與台北近期的民間遊行相似。後者抗議「紅色媒體」（指《中國時報》）淪為「中共宣傳工具」，數萬參加者中），多為年輕人。這是關乎政治生態變化衍生的憂患意識。

近幾年，北京政局左轉，回到毛的政治老路（註1），重提「階級鬥爭」，藉口「敵對勢力」煽動顏色革命，鼓吹並製造社會仇恨。在中共黨內，有清查、清洗「兩面人」之舉（註2）。

當權者強調「講政治」和「強（敢）亮劍」（註3）。在「黨領導一切」的口號下，推進文教界的「亞文革」，強化思想、言論的控制。

最近的多次大會，都推動、監督學習總書記「重要講話」，聲稱要「提升政治站位」，大力宣傳「兩維護」（維護總書記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權威和集中統一）、包含「偉大鬥爭」的「四個偉大」。所謂「政治站位」，實際是支持個人集權、個人權威、個人崇拜，並表態效忠（定於一尊、一錘定音）。

在「一國」大框架之下，香港不可能置身於北京政治生態的變局之外；台灣的政局和選情，亦受到北京「左局」的影響。

在香港，陸化（紅色化、赤化）的程度增強；「高度自治」的程度更弱，兩制邊界模糊化。許多港人因此對香港的自由、法治、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有焦慮感。

「送中案」的出台，更令許多港人困惑。年輕人的「壓迫感」更大，憂慮個人前途，站出來發聲的意願更強。

對G20峰會難產生壓力

G20峰會的會場外，向來有各國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NGO）的抗議活動，本屆的大阪峰會亦不例外。

比較特別的，香港也有民間的請願，數十位港人於6月28日在會場外請願，呼籲各國關注港人抵制「送中案」。這是靠網絡平台聯絡的集會，「眾人連彼此的名字也不知道」（註4）。

這種會場外的請願和在香港的「六二六靜默行」、「愛丁堡廣場集會」，對北京不可能有壓力。G20的大阪峰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峰會不會有正式的香港議題。

在峰會前，北京的「中外媒體吹風會」稱G20不會有香港話題，只「聚焦」於全球的經貿、金融。又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允許任何國家、任何個體干涉」。

儘管對G20峰會議題不會有影響，但「六二六靜默行」等請願活動，港人在西方媒體刊廣告，會使西方媒體保持對「送中案」的關注。

港人設眾籌平台籌得的廣告費，已超過500萬港元（原定300萬），突顯香港民間社會的動力。籌款用於G20峰會期（28、29日）在西方大媒體刊廣告，表達撤回「送中案」的堅定意向。

英國曾出聲關注度較高

美國正苦於與北京的貿易糾結，不可能替香港出頭「爭取」什麼。「送中案」和大遊行發生後，特朗普只說遊行規模大，有點小學生式的「驚訝」，並沒有表達什麼「關注」和立場。

他的前任奧巴馬到北京訪問，在大學的演講中，尚宣揚普世價值：和平、自由、法治、民主、人權。特朗普從不說這些，對香港的「關注度」甚低。

相對而言，對「送中案」和香港自治、自由、法治的「關注度」，英國、加拿大、歐盟的政府比美國總統高。

即將離任的英國首相文翠珊，不久前在倫敦接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胡春華，強調《中英聯合聲明》仍有法律效力，表示關注香港的自由、人權和「送中案」。外相侯俊偉則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六一二事件」，並將考慮是否應繼續供應催淚等裝備。

對於香港「六一六大遊行」，英國《經濟學人》讚賞港人「非凡的勇氣」。《金融時報》亦讚港人為自由「做出了榜樣」，它說：「隨着中國影響力的增強，中國試圖向香港甚至亞洲輸出其制度和影響力。而西方政府應該站出來為香港人民提供道義上的支持，捍衛民主，勇敢發聲。」（註5）

德國說人權提普世價值

德國政府、議會和大型報紙，對香港自由、法治受到的衝擊和「送中案」的糾結，關注度亦高。

德國議會人權和人道援助委員會主席、自民黨議員延森（Gyde Jensen）對德國之聲說：「百萬香港示威者走上街頭抗議，這些年輕人的勇氣應當得到認可，……香港當局必須盡全力維護人權的普世性，並且化解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僵局。中國對權力有着肆意的渴求，正在埋葬香港的自治、人權和基本自由權利。」（註6）

6月27日，她又公開呼籲總理默克爾，在大阪峰會替香港出聲，與中方討論人權、香港話題，明確「人權是普世價值」（註7）。

在G20峰會前，西方媒體就已大量報道、評論「送中案」，網絡平台德國之聲、美國之音和BBC等，更有專題特輯。西方媒體對港人的「同情」、把「送中案」熱炒，令西方民眾更了解香港的實況，香港抗爭者獲得的「道義支持」會更大，但實際不能解決香港官民的糾結。

我說你聽式扯顏色革命

社會抗爭者在西方媒體的廣告、「六二六靜默行」向外國領事館發出呼籲，在北京當權者看來都是「告洋狀」。它不可能回應許多港人對自由、法治的焦慮感，更不會承認「高度自治」走樣。北京官方習慣於「我說你聽」式的訓政，對香港民意冷漠。

當前，北京政治宣傳的「主旋律」，是強化「西方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宣傳，把港人的和平、理性請願扯到「西方煽動顏色革命」。港人與香港官方、北京當局仍缺乏對話、溝通的空間。

註釋：

註1：〈許章潤再議論停改革回老路〉

註2：新疆高級法院院長文，《新疆日報》2018.12.28，A2版。

註3：〈維護核心權威亮劍清兩面人〉

註4：〈G20峰會前夕〉，立場新聞2019.6.27。

註5：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8665903

註6：德國之聲2019.6.12。

註7：德國之聲2019.6.27。

本文原題〈送中案未了結六二六靜默行〉，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