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匯率管制與市場經濟的運作

歷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反映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生產效率低，可以出口的產品缺乏。出口不足便不能換得足夠的美元。美元缺乏，只能由政府分配。在中國施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後，生產效率提高，可以出口的貨物增加，美元的供應也增加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便續步提高。美元的供應也無需由政府控制。

與趙紫陽總理會面

我記得在1980年首次回國時，政府控制的匯率是一美元對二元人民幣。但是一美元的購買力比二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高。在市面用二元人民幣當然換不到一美元。1984年7月5日，我與趙紫陽總理會面，（消息登在7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交談中國經濟學教育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物價的改革，物價應由市場的供求決定，不應由政府控制。匯率是價格之一，當然也應當由市場決定。總理同意這個觀點。但是他說美元的分配，由一些既有利益控制，不容易立即把既有利益除掉，把匯率由市場的供求決定。

因為外匯的供應不足，需要用外匯的單位或人民要向政府申請才能得到外匯，申請時必需說明用外匯來幹什麼，才能得到批准。在施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後，中國的生產增加，出口和外匯的供應也同時增加。在上海建立了一個進出口商可以互相交換外匯的市場。從1994年開始，中國政府根據當時在上海市場交換的匯率把匯率調整到一美元對8.73元人民幣。這可以說是中國政府接納匯率由市場決定的開始。

在實行控制匯率時代中國政府也在實行雙軌價格。雙軌價格的產生，是因為有些物資，包括外匯，在中國的供應不足，政府需要把它的供應決定如何分配。好比1980年代初期的住房，由工作單位分配給工人，每月的房租謹是5元左右。還有國營企業在買進生產需要的原料時也得到政府廉價的補貼。關於這種補貼，我可以補充一句，如果補貼的數量是固定的，不會影響企業生產的效率，因為獲得一個定額的補貼不影響企業求利的行為。賦予國營企業一個定額的補貼對中國市場經濟的運作沒有負面的影響。

讓廉價公寓居民有權保留公寓

補貼住房的政策，是違反市場經濟價格應由市從決定的原則。但是如果政府增加房租，居民一定不會滿意。我給紫陽總理的建議是讓住在廉價公寓的居民有權保留既有的公寓，但也能把公寓讓出，在市從另外買進他需要的公寓。因為這些居民有這種選擇的自由，他們的利益不會低於讓他們保留既有公寓的利益。另一方面，建築新公寓的商人也得到顧客來買他們的公寓。雙方有益。還有一點，工作單位可以收回公寓，把它租出與有能力付出比較高房租的住客。如果工作單位認為職工沒有能力購買新的公寓，可以給他們補貼來買。當時單位收到工人的房租一般是低於市價的。讓工人般出以後單位可以把公寓用比較高的價格租出。上面的建議，可以說是帕累托最優，因為居民，他們的工作單位和建造公寓的商人三方面只會從我的建議得到益處，不會受到害處。

中國今天施行市場經濟，各種價格應當由市場決定。包括人民幣匯率的價格和中國工人住房的價格。但是近年來政府還在干預價格，包括在城市居民住房的價格以及在上海股市交易的股票價格。去年政府先鼓勵人民多買股票，目的在增加企業可用作投資的資本。等到股價高漲，超過了該企業今後盈利的價值，於是股價下跌。政府便設法挽救，用政府的資金買進股票。中國的股票是供應與全世界買賣股票的顧客。中國政府的財力不足與整個世界買賣股票的資本對抗。所以中國政府無法把中國股票的價格提高。

今天中國施行的市場經濟還有其它不足之處。包括政府控制了大多數中國的銀行。銀行貸款的供應，應當讓銀行的負責人判斷借款人借款的目的和今後償還的可靠勝來決定。但是銀行的貸款是偏於貸與國營企業。

另一個與中國市場運作和人民幣使用有關的問題，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不會承認人民幣是國際通用的貨幣。其實我們無需關心此事，因為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否是被它國通用，是基於該貨幣在國際貿易與投資的用處，而不是由國際貨幣基金來決定的。今天中國生產豐富，人民幣被世界各國利用，無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認可和批准。

鄒至莊

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政治經濟學教授與經濟學教授。在經濟學的多個領域都有所建樹，共出版專著17部，發表論文超過200篇。在計量經濟學方面有著名的「鄒氏檢驗」（Chow Test），在西方經濟學界開創了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數的先河，並提出動態經濟學的譜分析方法和最有控制方法。他在80年代初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是最早參與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海外學者之一。1989年美國《教育經濟學報》「全球經濟學家排行榜」名列第28位，在華裔經濟學家中排名最高。1993年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學俱樂部評選「29位偉大的經濟學家」，排名第8，是唯一上榜的華裔學者。早在1985年在南開大學出版了其專著《中國經濟》。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出版《中國經濟隨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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