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恩惠：在高位者逃避責任 少年犯獨力承擔
鬥委會有這麼多人坐在權力的高位，有沒有講過一句公道的說話？… Continue reading
編按：六七暴動踏入50周年，年輕一代對六七暴動的印象逐漸模糊，由羅恩惠導演及其團隊策劃四年半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於中大博群電影節首映，吸引不少學生以及當年的過來人到場觀看。同場有羅恩惠導演、資深傳媒人程翔和資深文化人梁文道與觀眾展開討論。梁文道指：「這不只是一般的記錄片，更是羅導演全程投入的個人轉化，包括對整個六七事件的訪問和資料，推翻以前的認知，重新整理。」片中呈現最新發現的文獻材料，讓觀眾譁然外，也值得深思這段歷史消失與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梁（梁文道）：六七暴動的複雜之處在於受害人、或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的人分佈廣泛。受害者家屬對事件的記憶，當然是左派發動的暴動，殺害、傷害了很多無辜的人，如林彬。但另一方面，這部電影也訪問了很多少年犯。他們當時可能只是發了幾張單張，就被拘捕和刑事檢控，他們很大程度上也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事情複雜在於受害者的政治分佈太兩極化，如果電影只呼籲大家不要對立，便會流於空泛，你怎樣看？
道出當年難以啟齒的故事
羅（羅恩惠）：少年犯是一個整體，也不是一個整體。我看見當年很多少年犯會反思，部分會因個人經歷太深刻而蓋過整段歷史和其他香港市民所受的苦難。這個留下來的方式未必是好的。我接觸到那些經歷這件事的人，因為無法啟齒，所以他們家人沒有聽過他們說過那些故事，而屈穎妍的《火樹飛花》能夠讓這些家人明白一些當時的處境。
例如片首何曉明的情況，她父親何楓在抵抗港英掃樓時中槍身亡。我問她有沒有恨，她說沒有。當時她年紀尚幼，由母親獨力撫養，她感覺就像戰亂般，她不知道那件事（六七暴動），她只知道父親是一個好人，願意幫人。她說：「我願意記住父親是一個好人，我不願意記住仇恨，然後將仇恨帶到下一代。」她留下這段話，希望人與人之間的影響能夠發揮作用，不要禍延下一代。她看了張家偉的書，覺得對當時的狀況有一些了解。
時任政府水務局華人職工會理事劉文成講到集中營裏，他們一批左派高層在裏面住了一段時間，當時怎麼死的那一刻未必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詮釋歷史的真相。如果只是憑自己的經歷將時間吹噓得慘烈一些，我覺得對不住下一代，也對不住自己的經歷。
媒體歪曲事實 煽動工人起義
少年犯的問題很複雜，我沒有發言權，我只是在採訪中聽到他們的故事。其中的受訪者郭伯伯接受採訪時非常激動，他對兩位工友的死記得很清楚。在新蒲崗人造花廠事件中，這兩位工友（蔡惠南和朱日基）的死明明只是從樓上跑到樓下，向警員投擲玻璃瓶被擊斃的過程，為什麼文匯報和大公報要歪曲事實，說成是參加徐田波、黎松及曾明三名工人的追悼會？這樣的報道對不對得起這些工友對鬥委會的指示言聽計從， 連退休金都不要，衝上街應號召起義 ？到今日為止，工聯會的領導有沒有站出來對香港人道歉，對這些工友道歉？ 鬥委會有這麼多人坐在權力的高位，有沒有講過一句公道的說話？
當年這群涉案的高位者，今天坐在這裏，嘲笑下面的人，一句公道說話都沒有。像魚蛋事件，掌握保安事務的葉國謙說他在接受新聞透視訪問，聲稱自己從未見過這樣的暴動。可是他1966年去了澳門學習如何鬥爭，有機會我很想請教他，當時他是漢華中學的鬥委會，做過什麼？他身邊的同學經歷了什麼事？
在這些真真假假之中，當我們在譴責一些人說謊時，也要譴責在上位者有沒有對事件負責任。我們的社會今天是向前行，還是原地踏步？當羅冠聰在台灣被打，環球時報讚揚襲擊者有純正的愛國情操，這跟當年左報的文章有沒有分別？
六七翻案困難 左派應吸取教訓
梁：羅導演提到在高位者有沒有出來為事件負責，這讓我想起，當初頒發大紫荊勳章時，貌似在肯定他（授勳者：楊光）過往一生的作為。而他過往一生，大部份人對他的認知就是六七暴動的主力分子。我記得當時政府也是有所顧忌。政府的說法是︰肯定他在工人運動的成就。大家對他的成就有所質疑。這樣說來，官方沒有正式肯定過六七的成就，你認為現在六七會否有一個重新的演繹？
在香港而言，從70年代到97回歸，香港對六七的印象一直都很負面，是歷史傷痕。左派發動錯誤的行動，使到左派一直沒辦法進入主流，或從主流缩成一邊，其報章也變成機關刊物。你會否覺得我們通過現在對六七的新見解來為六七翻案，而這個現象會否跟今天的政治局面有關？
程（程翔）：如何為六七翻案？我覺得很難。無論從法理和政治上翻案，我都無法想像是如何翻案。 香港的暴動是文革的延續，中共中央已有文件全面否定文革，推演下去，六七也會被全面否定。為什麼在全面否定下，仍然有人要推動平反活動？這點我不理解。
我經常跟左派熟悉的朋友說。這個暴動對左派最大的教訓是，每個人都應該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不然只是響應號召，單位叫你做什麼你就去做，社會仍然很糟糕。我常覺得，因為左派和共產黨的血緣關係，左派會逐步走到香港政治舞台佔據比較主要的領導地位。但現在他們缺乏反思。他們應該想辦法，如何能夠幫助中央實施一國兩制。如果他們不斷從左的角度，提供錯誤的信息給中央，中央一國兩制的政策一定會走偏走樣。希望左派朋友能從六七暴動的錯誤路線切斷，擁抱香港現有核心價值，為真正捍衛一國兩制做出貢獻。因為血緣關係，他們說話，中央可能比較聽得下去。這才是左派對香港最大的貢獻，真正對香港好。
左派流變讓人困惑 排斥心理難理解
梁：左派，陳映真先生，魯迅以來的路線。在他們年代對左派的認同，很難避免黨國的認同。今天不用是共產黨都可以是「左膠」，但以前不是。當政治認同變成黨國認同，便會被捲入政治。
程：我曾寫過文章那個談左派性格如何形成。六七火焰至今，性格一直存在。明顯特徵是：被邊緣化後，拒絕接受任何新鮮事物。六七前是麗的呼聲，有無線電視的時候，當時左派極力反對引入電視，抗拒電視科技進入香港。這些舉動讓人難以理解。六七之後，他們由於兩邊不是人，一方面受到香港社會兩邊排斥，另一方面本來以為自己愛國，但北京又全面否定事情，那他們只好只能圍爐取暖。這是非常反社會進步的，連無線電視的出現也會受到他們批判，美孚新村發展計劃也會受排斥。
他們會以非常嚴苛的標準來審視圈子以外的人是否愛國。以曾鈺成為例子，即使是曾鈺成，也遭到左派很大的排斥，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英文好。他作為民建聯創黨主席，經常接受外媒訪問，讓人認為他是想突顯自己英文好，令人不敢和他爭（主席）。最近他出版一本書談教英文。出版社為了促銷，請了彭定康來寫序。結果左派給他的壓力大得連原定他和彭定康同場出席談管治問題的論壇都要取消退出。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左派不是真的怕什麼外國勢力，而是當你有些東西和他不同，他會以一種很狹隘、充滿階級鬥爭、覺悟性的眼光看待你。所以很難理解，連曾鈺成，一個根正苗紅的人，也受到排斥。
少年犯為左派喊冤 導演回應首個炸彈爭議
六七動力研究社的成員（少年犯）：我們是曾經參加六七事件被捕入獄的人。我今天對這部《消失的檔案》有點失望。我抱有很大期望，想看看有什麼消失的檔案呈現。但看完之後有點失望，一來是因為沒有什麼絕密的檔案。另外，羅導演沒有怎麼強調當時的社會場面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你的影片強調炸彈場面，但沒有提出為什麼會發生炸彈事件。前因是什麼？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看歷史。1967年7月9日，有一個炸彈扔到觀塘警署。但7月9日之前，已經有十個人被港英警察打死。而這十個人有四個是在黃大仙警署被打死的，從而引發炸彈浪潮。有些懸案我們必須搞清楚，有兩個小孩被炸死，但是誰做的呢？沒有人知道，連疑犯也沒有，就把罪名安插在左派頭上，這是不公平。因此我覺得電影可以再全面及深入一點。另外我想回應程先生對左派的批評，他說左派好像不食人間煙火。這不是左派主流，不要將極端例子以偏概全。例如你說70年代，「睇電視壞處多，電視教壞細路哥」（當時流行的口號），但拒絕電視也不是左派的主流。當時很多左派的人也會買電視。
羅︰7月9日不是第一個炸彈，7月9日的炸彈是大公報在7 月12日大埔的炸彈之後，兩日之後出的報導，只是讀者來論。那個炸彈在觀塘警署，讀者來論說，當時警署雞飛狗走，附近的民眾很興奮，所以就有了這個炸彈，這叫做第一個炸彈。沒有其他報導，讀者來論變成最權威的報導。第一個炸彈在6月10日。金堯如的回憶錄說在北角的電車站出現。華潤總經理在未得指揮部的同意之下自製炸彈，放在電車站。當時指揮部裏面有強烈的意見討論這件事。金堯如說這個炸彈上班的是工人階級，會壓死自己人。他就自己做了一個炸彈，放在那裏。工人死傷的過程很曲折，我也相當困難才找到這位工友。當時確實有工友被打死。你看到陳欣健（前藝人，當年任職警察）說的話，Peter Moss（1967年任政府新聞署任職助理總監）說的話，我們沒有忘記這些工友的死傷。但那數量是不是僅僅因為死傷後來才有炸彈呢？炸彈在6月10日已經發生了。要討論這個問題要很長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