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顯倫：司法機構是時候改革了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在《明報》撰文，批評香港的法院不斷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讓那些走上街頭暴力抗議的人一種「個人主權」的感覺。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周四（3日）在《明報》撰文，批評香港的法院持續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讓那些走上街頭暴力抗議的人一種「個人主權」的感覺。

烈顯倫開宗明義指出，過去170多年來，香港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與內地不同。為了維護這些特性，保持香港長期繁榮，一國兩制在2047年以後繼續實施，是至關重要的，而為了讓一國兩制正常運轉，香港與中央政府之間必須相互信任。

遺憾的是，「在司法機構的運作方面，香港顯然已失去北京的信任」。因此，《港區國安法》第44條規定，由行政長官而不是首席法官負責挑選法官處理國家安全案件。

個人訴求凌駕公共利益

造成這樣的結果，烈顯倫批評，是因為法院在過去一年幫助創造了導致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法院持續地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給了那些走上街頭暴力抗議的人一種個人主權的感覺」；「保護大多數人的法律被破壞，卻沒有懲罰，因為這些人認為自己的個人訴求是至高無上的」。

他指出，《港區國安法》暴露了體制內多年隱患。「香港人要面對身處的嚴峻局面，單憑這城市是無法應付的」。

他又批評，香港大律師公會一再公開聲明說北京「干預」香港事務，這其中包含了一個不言而喻的立場：「高度自治」意味着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沒有主權性的監督權。一個例子就是最近對《基本法》第22條的異議，不同意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但是，大律師公會主席稱之為「新近主張的憲制立場」。烈顯倫質疑，難道大律師公會主席不接受那就是主權在1997年回歸中國時的含義嗎？他直言，「過去20多年來，香港大律師公會在相關事項砌辭迷惑法院」。「最糟糕的是，法院允許律師顛倒《基本法》：它不是香港穩定繁榮的保障，而是被用來鑿毁法律和秩序的華廈」。長期累積的結果，導致《港區國安法》的第44條的出現，即由特首挑選法官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