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占士邦生性風流的行為兒童不宜，但當年入場睇戲，往往有機會從故事劇情中惡補當時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

從來教學工作都算是一種表演藝術。老師運用十八般武藝來講好一堂課，歸根究柢那根本是要來一場完美表演，取悅的對象就是面前的學生。隨着課堂環境的迭變，既然舞台有變，表演方式焉能一成不變？

20多年前當局決定投放資源全面推行NET計劃，20多年來計劃取得的成果是否達標呢？而這種一刀切式的資源投放是否恰當？或者值得思索的是，怎樣令投放的資源得到最大效益，又能幫到更多學生願意學習英語。

現時間間大學都想擠身成為名牌、研究型大學，是否罔顧香港整體利益？多了幾間大學，卻扼殺本來發展良好的理工學院、教育學院、遙距進修學院。

基礎教育不再只是單一目標知識傳授的服務，全方位照顧是需要有充足的空間才可以辦得好。但如何釋放教師的空間，令到有相對多時間供參與必要的培訓才是解決之道。

移民規劃除了政經考慮外，往往亦與教育攸關，值得我們教育界或制定政策的官員反思，本港教育制度有何缺失，令這類中產家庭伺機而移？

基本上，CSD承傳了現行LS的課程宗旨，分別只是把原來洋洋灑灑的幾大範疇瘦身，變成針對「香港、國家與世界」的3個主題。

吸取疫情期間大量使用IT推行網課，這個經驗或會帶來改進，除有老師或團體推行新型的網絡化創作活動外，還有新設計借用文字以外的媒介讓學生進行創作。

全球各地陸續開展疫苗接種，很多人對未來充滿憧憬，以為新冠疫情快將終結。然而，綜合近世的科學發展，連同環境生態、醫藥病理的訊息，未來卻不見得會向着絕對美好方向進發。

虛擬學習改變的是平台和策略，主旨從未改變：讓學生學得到。作為家長，責任是協助支援他們的學的經過，不是代他們完成。

網課對學生學習策略的要求與傳統學習有很大的差異，在近一年的網課學習參與過程中，學生或多或少已培養出新技能或學習策略的改變。展望恢復面授課時，老師仍會採用類似網課教學的方式，發展成虛實互補的教學模式。

作為教學主導者的教師，宜從幾個月來的網課生涯中，沉澱出網教的優缺點，加以應用。某些網課缺點反而可彌補傳統教學難以適切實行的環節，加以實踐應用於面授課堂上或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歷史上的辛丑年，似乎都不是什麼好時年。共通點都是霸權國之間因著利益、信條主義留下的衝突印記，回顧上世紀兩個辛丑年的煙塵往事。

抗疫一周年，學校運作上確是遇上很多難關，可說把學校都翻轉過來；既要應用新的平台和手段，甚至連某些恆定措施都要作出改動。

作為一個學科，通識教育的發展，等同這個學科的命運都是有起有跌。《施政報告》發表後已有某些變革措施的吹風，令關心通識科發展的學者和前線人員對科運的未來走勢有所憂慮。

今年中小幼學生實際有得上課的日數，與往常年返學約190日比較當然少很多，網民隱喻今年學生將會學不到什麼吧。從另一角度去思考卻正好相反。

建立知識型社會和相關的教育發展，與社會本身是分不開的；所以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往往亦影響了教育的發展。這是最近幾年很容易觀察到的現象。

學習方法和教學工具的創新並沒有改變教育的本質，尤其是承傳人文精神方面的要求。展望未來，科學科技的創新是不會停下來；相信科技創新帶來的進一步發展，將仍然是以改善學習方法和教學工具為主。

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了解什麼是人文精神。因為人類學習欲望是與生俱來的，所以我們去教；除了教知識，更重要的是關懷學生成長、在他們遇上困惑時從旁扶助。

本文嘗試從前線教學人員角度和課程原初宗旨，針對專責報告中對通識教育建議作出幾點回應。

停課是個契機，令成年人不得不思考學生遇上停課會怎樣；最直接的假設就是「學生會停止學習」。於是導致「停課不停學」這個口號的出現，並成為整個基礎教育圈的重點工作。

通識教育科內有個「全球化」單元，老師可借911事件19周年紀念日與學生探討一下國際互動的一些現象。

2020年的7月7日是「七七事變」的83周年紀念日。今年，疫情下進行的文憑試歷史科試卷中有一道涉及中日關係的試題內，有條分題卻意外地在學界和社會上惹起爭論，更引來一些罕見的行政跟進。

本來世界各地的基礎教育中必有的國情教育，在香港被指為洗腦；通識教育的宗旨本來是培養共通能力，在香港被視作議題教學而不設教科書，結果引狼入室搶佔發言平台。

踏入6月原是傳統學年埋尾殺青之時，如今變成抗疫停課與復元的交接期。加上去歲年中因修例引起的風波，以及延續至學年初的社會運動，竄入各大、中學校園的滋擾；註定今年是個破碎學年。

對於教者而言，一旦學生養成透過網絡學習的習慣後，網絡遙距教學確是開拓了課前或課後的學習空間。相信復課後仍然會善用這個新模式教學的老師比例將大增。

過去本地社會傾斜着重商業經濟和金融領域，因而促使升學失衡的出現，間接地令青少年規劃選科時忽略了數理科。今次疫情令社會有所轉向，學校教師亦可抓緊這個機會，重新燃點學生對數理科技學習的動機和堅持。

學校德育的推行很多時都是從守紀自律做起，也就是訓育工作；所謂「先管後教」，其實就是先他律、後進化成為自律。

看來現時香港社會確似是泛政治化的。任何大小事情一經醞釀然後引爆，最後變成針鋒相對難以調和；結果各走極端，形成必然撕裂的情況。

停課不停學，早已從口號漸變成教學新模式；電子平台和網絡亦從輔助進佔成為主力教學的場所。但停課期內學生在家要自學，那應該學什麼？

新春伊始，武漢出現的新型病毒肺炎爆發轉瞬間全球流竄變成跨地域世紀疫症。本地因為沉浸在社運熱潮而失去警覺先機，面對疫情日趨嚴峻，社會再次因種種爭拗而出現擾動！

幾個月前的「佔領大學」事件仍然為社會留下大量影像記憶，之於學界較深刻的可能是中學校長進入佔領區營救孩子。最初入校園是為救己校學生，後來變成拯救一般中學生和校友，過程細節已留在當時的報章傳媒報道。

近年常聽西方有人以「沉睡巨龍要騰飛」渲染中國威脅，國人亦有人因順境而沖昏腦袋，事事強國人自居。其實國家積弱百年，在在需要時間復元和發展，還是按部就班地慢活發展才符合造福國人之道。

當前社會上有種說法，把幾個月來的騷動歸因於年輕人，「年輕就是犯罪」，甚至指執法者專門針對年輕人。也有另一種說法，騷動出現後把社會的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對立起來；所以失去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兩代人！

《星球大戰》系列之所以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星戰迷，主要是得力於觀賞電影帶來的視覺和聽覺的感受，再加上製作團隊的傳銷和商業策略。值得教育界加以關注的是那份創新概念和善用科技。

當年的獅子山下已是過時的神話，再也代表不了香港，至少新一代港人無法代入那個想像。何處再尋找到足以振奮市民、具有共識的香港精神？

香港人一直十分重視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權利，思考如何管制媒體應不是好的選項；反之，如何令受眾有能力處理接受到的海量訊息才是出路。

科幻電影是科幻小說影視化後的創作，讓學生欣賞科幻影視作品，亦可從中擷取其中蘊含的文學養份。

社運始末可以有許多解讀或迴轉論述，都可以化簡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公義』，替下一代爭取更好的未來」。大部分市民或都接受這些說法；但當前見得最多的卻是「恣意破壞」。

雖然現時通識的成效被抨擊，或被認為需要孭上黑鑊；但推出課程的原意是針對21世紀社會人材的特徵。

究竟香港2019年的開學會締造出什麼歷史？筆者無謂加以揣測。不過這個由「反修例」帶來的大風波，必定成為香港歷史上的一個耀眼印記！

可能是東西方對教育的觀念的不同，結果在架設課程、發展教育、甚在訂定教育目標也出現了很大的落差！兩種觀念聚在一起，就會有平衡的問題，沒有平衡點的體系終究會左搖右擺。

中學生大多數是未成年人或沒有實際社會經驗的年輕成年人，他們心理亦處於過渡階段；通過課堂上的導論式學習是可以的，但把他們推往前線去實踐社運？筆者是很有保留的。

從1949年到1997年再過渡到今天，曾在香港和鄰近地方發生的事情，都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我們的校園內，可有空間協助這些年輕人、未來社會成員建立認識自己國家的能力呢？

五四運動是一起學生引發的社會運動，我們的校園是否值得抽出一些時間，與當前的學生們探討和回顧這個歷史事件？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把波動和粒子這兩個對立的概念同時置入微觀世界，能夠成功解決當時存在的研究困難，主要是應用了「較為有利」的選用原則。與一國兩制構思最初被提出時的情況何其相似？

不少國家地區設有兒童節背後的期望，是顧及培育未來接班人的需要。社會的永續發展，在於今天怎樣培養未來新一代，如何去規劃教育和社會支援，最終目的是令到未來國民擁有應付新世代種種挑戰的品質。

不論在效能上或對校園帶來的影響，跑出課室外學習實踐了這麼長時間，我們實在有需要認真地檢討一下，並應把以上的現象加以理順。

近年來STEM教育成為本地的寵兒。其實電影業的出現以致發展成超級產業，就是STEM的好例子。凡大量製作電影的區域，都能藉此賺取鉅量經濟利益，電影從業員從中有可觀的實利回報。

全面學位化，表面看來是提升教師專業水平的良機；現實上已有不少教師通過進修或在入職前取得大學學位，只因無足夠學位教席容納他們而享受不到學位教師待遇，形成「不公平」的現象。

倡議STEM教育，是為了培育新一代有創新能力、免於守舊。不過幾年來本地實況，與過去推行革新相若，都是一窩蜂式地去闖去做。結果締造了一個以STEM教育為名的產業，多於建立勇於創新精神的教育文化。

為何有學生害怕「留級」？直觀來看，只是多花一年時間，補回學不懂的課程而已，何「怕」之有？花多些時間重新學習，打好基礎後再繼續往後課程的學習；這是從學生利益出發的好事。

今天是澳門12·3事件周年紀念日。事件起源於學校擴建導致警民衝突，繼而演變成全澳戒嚴，最終令澳葡政府失去管治威信。當年鮮有老師在課堂討論事件，因為那些年大多數學校都是有政治潔癖的。

改革開放40年，除了經濟成就一大籮之外亦失去了不少傳統價值；做任何事都只與經濟實利掛勾，「一切為了孩子」的願景根本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