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間學校就是一個有機體，校長、老師、職工、學生和家長都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各司其職，統整起來的共同目標就是教好每一個學生。

如前所述，環保是需要成本的。當前境況明顯反映出社會如未有配合，學校施教過的成效會漸漸消逝。

城寨本身似是香港百餘年來的歷史影照，學校不妨借用電影的鋒頭，向學生講解城寨的前世今生和回歸前清拆的事情，可以成為一堂充實的國民教育課！

家長最大的配合是提醒自己，讓子女去問去追尋那些未必存在的答案。

大多數家長並非科學科技的專家，也未必擁有工程或數學的知識，藝術觸覺亦不一定很敏銳，故子女的STEAM學習上，家長應避免成為障礙。最好的支持可能是，協助他們勇於面對困難、從旁鼓勵。

要提升閱讀成績，不是個別科目的事，那是需要整間學校一起努力；而且不只是學校要做，更應是家校合作、全社會的責任。

大多數市民不慣於關心國際要聞，遑論局勢背後的歷史和地緣政治知識。為了承擔上述責任，未來家長必須多加學習、留意最新相關資訊等，提升自己與子女的談資的質量。

這一少撮追巴一族青少年的共同特徵，一方面可以轉變為學習的動力，另一方面卻可能製造出不安全、滋擾。然而他們群組內部會冒出一些指導者，就不良表現或行為提出規範建議。

社會的未來在於教育，教育就是未來的展望。這些年來基礎教育的發展始終存有短板，當需要減少學校時，看似欠缺規劃地讓個別學校關門，持份者的未來難以預料。社會還可以有些什麼展望？

當我們苦於構思如何把刻版歷史課程教導學生時，鄰近地方卻使用了高新科技和軟性包裝，寓國情學習於遊樂園內；這個體驗設施或可供本地基礎教育界善加利用。

在DSE進入第二個十年的前後，比起疫情之前，她面對的困境似乎都不少。

隨着學生人口的流動，其實不論是否有收生困難的學校，亦應秉持拓荒精神去考慮搬校。因為新發展區的區民對學位的需求，並不只會集中於某個類型或等級的學校。

「五四運動」當年曾高舉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旗幟，百年後似乎光芒不再。回望當年初心，國人對「賽先生」（Science）的期許應是為了國家富強和進步。

面對AI的發展，業界要思索的並非封殺禁用或完全開放任用；對策仍是「學懂、善用」，學懂是技能上的發展，善用是伴隨成為終身能力。

疫情放緩政策改動，赴日旅遊重回生活後常聽到人們不諱言，把「去日本旅行」稱作「返鄉下」。本來當作一句戲言並不成問題，但真正問題是，他們講的時候是很認真的！

科幻往往與科普並肩同行，若能有機地與STEAM配套起來，相信科學學習可以有與公式、實驗、理論不一樣的體驗。

怎樣攪好語文課程和教學是一件很專門、很複雜的事情，基礎教育課時不足可能就是困局之源。

整個教育體系，或學校系統，甚至推廣到社會，有幾多人珍視班主任的工作呢？

世界一直在向前進發，為了建立更多的優勢，主其政者必須善用機遇，把香港教育重塑成別具特色、擁有更多優勢的系統。生源問題在之前多年已有很多探討，其實那是個建構優質教育的機遇。

可能出現的殺校策略，多以家長選擇為由，以非專業力量扼殺辛苦營建起來的專業事工，那是至為愚蠢的浪費。

做事絕不可馬虎，這是起碼的，也是專業責任要承擔的；危機一旦出現，帶來的損失可能是想像不到之大。這種做事態度，都是每個人在做每件事時必須持有的！

筆者認為，閱讀科幻有助學生開啟科學學習。與課本知識相比，科幻情節來得輕鬆有趣，尤其是當中的「偽應用」，有助開拓年輕人的想像空間。而且今日的「偽應用」，在新一代發展後說不定變成真的實際應用。

獨立後的近百年美國都是一個農業國家，為何會變成今日的全球霸主？擁有最強的武裝力量和左右全球商經規則話語權？

當然這個俄烏烽火案算不上是個發展成熟的課題，類同的事件在過去40年國際新聞材料中卻多如牛毛，俯拾即有；不妨借用協助學生們獨立思考。

上世紀70年代中期起，中小學基礎教育範疇經歷急劇擴張，到了特區成立時應該已完成「量」的建構，轉移到提升「質」方面。為何此時此刻針對教育的議題竟然是教師專業方面呢？

今次新冠疫情持續超過25個月仍未有消逝跡象，在這些時候的電影將來流傳下來，會成為新冠疫症時代的印記，更可作為公共衛生課題的教學材料。

花了20多年推動「兩文三語」，香港人的語言水平是否達標？能夠把兩文掌握得好，兼擅三種語言的又有幾多人？

教師在極為繁忙的教學生涯中抽出時間進修而導致疲累不堪，甚至影響教學素質，主因是兼顧教育政策和當中引致的行政工作令老師空間被擠壓。

政府因防疫關係，宣布關閉全港泳灘，似是與大禹疏導河水的想法背道而馳，那是好方法嗎？

學生學習能力的分布比幾十年前已變寬了很多，不同能力或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所要的支援不盡相同。社會未必隨時會有豐裕的額外資源供他們所需，但分配方式是可以調整。

兩位大物理家愛因斯坦及霍金的生日和死忌碰巧地與3月14日牽上關係，二人的貢獻都與世人攸關。

每隔幾年就會出現因生源下跌或由學額學生人數差距所引起的問題。當時曾提出「派位可加可減」的構思，可否從根源層面解決當前結構性學生人口下跌的帶來的困擾？

學校可包裝一些主題式的「跑出課堂外」學習活動，設計具有焦點、切合某些學科的教學課程，大灣區城市群可以成為短期考察的對象。

只要善加應用和規劃，香港絕對有能力成為高等學府的領頭羊；只要政策加以配合讓內地一級科研教授往來訪問，加上香港享有的「一國兩制」優勢，香港穩操勝券。

生源不足就提出縮班殺校，是個短視的資源運用的想法。回望檢視過去本港教育投入與產出的關係，仍有很大的優化空間。

額外補習帶來額外課業、老師知悉學生有外力支援而布置更多家課、學生補習走動需時，因而令學生負荷加重，不利心身發展。當年本港無計可施，一國的另一制就可以針對弊端對症下藥，高效聚焦地把情況控制。

過去20多年來生源不足問題出現了幾次，通常媒體所關注的，是小一收生不足、中一收生嚴峻等話題。最近這波吸睛之處，是教育局主動發出警報，指學生不足情況下縮班殺校是無可避免，甚至放話政府帶頭關閉一些官校。

本港大專教育從上世紀90年代後飛躍發展，提升了市民的就業技能（也就是競爭力），但與提升智慧無必然關係。民智現在已跌到危險邊緣，過去兩年的社會現象就是個無情的警報。

雖然占士邦生性風流的行為兒童不宜，但當年入場睇戲，往往有機會從故事劇情中惡補當時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

從來教學工作都算是一種表演藝術。老師運用十八般武藝來講好一堂課，歸根究柢那根本是要來一場完美表演，取悅的對象就是面前的學生。隨着課堂環境的迭變，既然舞台有變，表演方式焉能一成不變？

20多年前當局決定投放資源全面推行NET計劃，20多年來計劃取得的成果是否達標呢？而這種一刀切式的資源投放是否恰當？或者值得思索的是，怎樣令投放的資源得到最大效益，又能幫到更多學生願意學習英語。

現時間間大學都想擠身成為名牌、研究型大學，是否罔顧香港整體利益？多了幾間大學，卻扼殺本來發展良好的理工學院、教育學院、遙距進修學院。

基礎教育不再只是單一目標知識傳授的服務，全方位照顧是需要有充足的空間才可以辦得好。但如何釋放教師的空間，令到有相對多時間供參與必要的培訓才是解決之道。

移民規劃除了政經考慮外，往往亦與教育攸關，值得我們教育界或制定政策的官員反思，本港教育制度有何缺失，令這類中產家庭伺機而移？

基本上，CSD承傳了現行LS的課程宗旨，分別只是把原來洋洋灑灑的幾大範疇瘦身，變成針對「香港、國家與世界」的3個主題。

吸取疫情期間大量使用IT推行網課，這個經驗或會帶來改進，除有老師或團體推行新型的網絡化創作活動外，還有新設計借用文字以外的媒介讓學生進行創作。

全球各地陸續開展疫苗接種，很多人對未來充滿憧憬，以為新冠疫情快將終結。然而，綜合近世的科學發展，連同環境生態、醫藥病理的訊息，未來卻不見得會向着絕對美好方向進發。

虛擬學習改變的是平台和策略，主旨從未改變：讓學生學得到。作為家長，責任是協助支援他們的學的經過，不是代他們完成。

網課對學生學習策略的要求與傳統學習有很大的差異，在近一年的網課學習參與過程中，學生或多或少已培養出新技能或學習策略的改變。展望恢復面授課時，老師仍會採用類似網課教學的方式，發展成虛實互補的教學模式。

作為教學主導者的教師，宜從幾個月來的網課生涯中，沉澱出網教的優缺點，加以應用。某些網課缺點反而可彌補傳統教學難以適切實行的環節，加以實踐應用於面授課堂上或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歷史上的辛丑年，似乎都不是什麼好時年。共通點都是霸權國之間因著利益、信條主義留下的衝突印記，回顧上世紀兩個辛丑年的煙塵往事。

抗疫一周年，學校運作上確是遇上很多難關，可說把學校都翻轉過來；既要應用新的平台和手段，甚至連某些恆定措施都要作出改動。

作為一個學科，通識教育的發展，等同這個學科的命運都是有起有跌。《施政報告》發表後已有某些變革措施的吹風，令關心通識科發展的學者和前線人員對科運的未來走勢有所憂慮。

今年中小幼學生實際有得上課的日數，與往常年返學約190日比較當然少很多，網民隱喻今年學生將會學不到什麼吧。從另一角度去思考卻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