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因的結合導向了意在推行西方式民主的革命或者社會抗爭。這一波革命到2019年可說達到了一個頂峰。從中國的香港、智利、阿爾及利亞、黎巴嫩到法國，全球似乎到處都是憤怒的人們。

經濟全球化所導致的中美之間的高度經貿依存關係，到底能不能阻止兩國的衝突和戰爭？

西方民主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猶如從前共產主義陣營「計劃經濟」所面臨的挑戰；或者說，建立在「一人一票」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基於「一人一份」之上的「計劃經濟」，兩者的運作邏輯有很多類似之處。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儘管人們討論結構性改革已經很多年，但迄今為止誰也不清楚中國的結構是什麼？很多人還是深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結果各級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國國情。

世界如何變得如此憤怒？沒有多少年前，人們都還在講全球村、一體化、互相依賴、世界和平等等，但今天的主題詞則變成了逆全球化、脫鈎、衝突和戰爭了。短短數年，今非昔比。

中美關係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雙邊關係日益惡化。在全面「戰爭」的臨界點下中方應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應對，專注自身發展與持續實現現代化。

技術（人工智能）是人類知識的產物，但人類最終則可能被自己所創造的知識所終結。

社會必須具有一個有思想的文化中產，引領社會的進步，否則物質意義上的進步不見得會導向整體社會的進步，說不定還會走向災難。

信息社會導致了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意識「飛躍」，年輕群體在沒有養成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時候，就擁有了無窮的選項。

當知識生產者依附意識形態、資本、政府或者其他的時候，他們就都是被圈養的人。一旦成為被圈養者，思想的終結變得不可避免了。

從長遠看，不應當把經濟民族主義視為負面的東西，更不是後退，而是要利用這段時間，通過內部方方面面的改革，強化自己的制度競爭能力，為了未來更好、更有效的發展。

如果不能確立中國自身的「政治想像力」，就不會有可以解釋自己實踐的社會科學，最終難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今天的中國，儘管同時面臨財富創造和分配的問題，但主要的問題仍然是財富的創造，而非分配。

營商環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不過，在中國的特殊環境裏，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須思考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包括意識形態傾向性、法治環境、國有與民營企業之間的利益衝突、政府的改革及其政策偏好。

對中國來說，要構建社會信任，更為重要的是要回到「人」的概念。

價值可以融合，利益可以妥協，但欲望很可能變得不可克制。中國是世俗文化，西方的很多價值並非必然和中國的價值發生衝突。

這些年中國圍繞「憲政」而發生的爭論，顯露出知識界對英美憲政的羨慕，然而現在英美國家率先發生憲政危機，這對很多人來說，既很難接受，也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兩國是在技術、政治經驗和歷史方面最有能力影響世界進步與和平的國家，所以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合作方式來解決問題。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已經走過了70年的歷程，基本上經歷了三大階段，並在創造性探索的過程中造就了一整套新體制，適應今天這個時代的需要。

儘管互聯網有光輝的一方面，但網上的人際交往卻到處充滿着人類本來所具有的「性惡」陷阱。因此，一些人開始相信，互聯網不是人類揚善的工具，而是人類可用來「揚惡」的最有效工具，是「惡人」的世界。

民主曾經是西方國家組織權力的有效手段，但發展到現在，民主已經演變成為消解權力的有效手段。

生育危機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世界會屬於那些有利於生育的文明，而不屬於那些不利於生育的文明，前者能夠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而後者則會以各種方式逐漸消失。

說穿了，香港的根本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誰主香港？

社會抗議並不能促成政府行為的變化，提升其服務的質量。政府行為不能因為社會抗議得到改善，這個局面又為新的社會抗議。提供了機會。這樣，循環往復，造成了「為了抗議而抗議」的情況。

對「堰塞湖」的處理，不管是「外部手術」還是內部變化動力所致，人們還可以找到一些普遍性的規律，而這些規律對理解社會抗議運動具有很大的相關性。

如果人們把「大爆炸」理論應用到一個國家的發展上，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即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同時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的發展，一步到位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

整體社會的「趨善」環境，沒有能夠轉化成為個體層面的道德提升。那種在很多發達社會所見到的理性、開放、進步、容忍、文明、平和、簡單等行為方式並沒有出現。很多人變得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而不擇手段。

儘管美國花費了巨大的努力，但所謂「自由世界秩序」不僅沒有擴張，反而變得更加脆弱。

對大多數人來說，財富的來源不是通過政府稅收而得到的福利，而是通過就業而得到的收益。沒有就業等於沒有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當機器剝奪了就業機會的時候，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趨勢就變得不可遏制。

兩國之間的經貿交往愈深，衝突就愈容易發生，負面影響也愈大。歷史地看，經濟的區域化和全球化的確給參與國家帶來巨大的好處，但也不斷地導向衝突甚至戰爭。

新自由主義從反對政府的經濟角色開始，最終演變成市場原教旨主義。但很顯然，新自由主義者只反對政府的經濟角色，並不反對強政府，甚至政治強人統治。

美方以貿易保護為由打壓中國貿易發展，然而現今中國不一定處於弱勢，「商戰」上如何應對將會大大影響中美兩國關係。

美國也一直擔心其他民族和文明的崛起，一些人憂慮白種人文明最終會被他們所視為的劣等民族文明所征服，甚至所取代。今天隨着中國的崛起，他們開始擔憂中國文明會威脅到西方文明。

兩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迎面相撞實為必然。美國既沒有能力和辦法來改變中國，也沒有能力和辦法來圍堵中國，未來的中美關係可能呈現出一個世界、兩種體系的局面，即存在著兩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

在美國看來，華為等中國公司產品進入的網絡空間愈大，表明美國所佔份額的減少；華為所佔網絡空間愈大，美國所能收集到的信息就愈小。

因為全球化狀態下各國之間的互相依賴或者關聯，一個國家自私的考量就會對其他國家造成更嚴重負面的影響。這些年美國單邊發動的貿易戰就是明顯的例子。

所有經驗都表明，成功取決於創新，即以自己文化為主體的創新。也就是說，照抄照搬外國經驗不行，固守傳統也不行。從這個角度來說，今天人們提倡文化自信不可以是復古，更不是庸俗文化的回歸。

很多民主的理想和為實現這些理想而設計的制度很難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實踐層面，民主演變成分化政治，或者說，民主政治變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五四運動的主題是民主和科學。民主是開放政治，與傳統封閉政治相對；科學是理性，與傳統的迷信相對。為了一些政治原因而否定五四運動，並無道理。從文明演進的角度來看，五四運動的大部分是做對的。

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應當是一帶一路的初心。把一帶一路做得更有效率、更好和更可持續，也是今天中國所考量的問題。

美國在海洋上仍然是不可挑戰的霸權，在金融和互聯網上儘管美國保持領先，但也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壓力。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竭力打壓中國的知識經濟和技術並不難理解。

中國可以根據西方提出來的問題，反思如何把新疆和大西北治理得更好。在新疆和大西北，必須把發展和反恐區別開來。對恐怖分子和需要工作培訓的這兩類人，絕對不可混合在一起。

政府的「幫助之手」是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東亞的「發展型政府」尤其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政府的「幫助之手」發揮到了極致。

中國監管問題的起源具有特殊性，那就是存在着一種可以稱之為「制度隔離」的現象，即監管者和普通人民並不在同一個制度體系裏面，或者他們表面同處一個制度體系，但被一種制度所隔離。

對中國來說，不開放導致「挨打」和失敗，這是大歷史的教訓。所以，中國不會走回頭路。近年來，即使西方盛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也一直堅持繼續的開放政策。

一帶一路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而正如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所顯示的，基礎實施建設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經濟發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在房地產領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三大既得利益，沒有一屆政府有能力同時應付這三大既得利益。要理順房市和股市兩市，就要掌控錢的流向，即把資金從房市導向股市。

資本主義的成功在於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但現在中產階層面臨幾個方面的夾擊，有來自技術的、有來自資本的、有來自社會的。「憤怒」是今天西方中產階層的主要特徵。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權。但獨霸產生其自身的危機感，即總是會感到自己的霸權地位要被他國所取代。

今天中國的海洋戰略也迎合了中國作為商貿國家的需要，而傳統的陸地國家心態仍然影響着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關系。在向海洋發展過程中，一旦遇到瓶頸，就很容易轉向陸地。

美國學者傅高義教授1979年出版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引起廣泛關注。鄭永年指出，日本的發展經驗也值得中國借鑒。

如何應付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呢？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有，但從來沒有成功過。原因很簡單，沒有任何社會力量可以和資本進行有意義的競爭或鬥爭。

中國企業家群體表現出至少如下特徵：離錢太近，離科學技術太遠。大多數人見錢眼開，唯利是圖，但對科學技術不那麼感興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業家更多的是近代工業化的產物。

亞洲「主動」的思想殖民階段。通過亞洲各國的反殖民運動，物質意義上的殖民地消失了，但思想上的殖民地主義根深蒂固，不僅無意識地存在下來，而且變本加厲。